先谈下一盘大棋。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他们在规划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过这样的话，“你有这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的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的，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毛主席是雄心壮志，看问题看得很清晰，但也认识到中国的底子薄、基础弱，也了解整个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使中国很难发展起来。毛主席在1958年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肯定走不通，因为只会成为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欧洲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不可能。

毛主席的结论非常简单，中国绝不能成为西方的外围和附庸，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主要靠自力更生。但这个探索确实不容易。新中国前30年，我们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社会事业，为后来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比较全面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教育普及，基本医疗等等。我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科技体系。但坦率地说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民生欠账很多，百姓生活水平相当低，而且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1978年前后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还处于贫困状况，中国人均GDP当时低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

现在再来回想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当时中国也有其他选择，也可以不搞改革开放。如果可以假设当时那个阶段，比方说可能采取60年代曾用过的、略微调整略微修订的苏联模式，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再加上一定范围内的市场调节，搞一些外贸作为调剂，但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更不会拥抱互联网，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很可能是全盘皆输。但现在来看，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是决定下一盘大棋，他也是那一代中国领导人当中，可以说对外部世界是最熟悉的。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他个人许多感性的体验，他喜欢思考问题，他评价一个人时经常说就这个人脑子里有没有自己的东西。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吃了很多苦，后来自己开玩笑说我的个子长不高，就是在法国的时候没有吃好，但他对西方世界有一些比较真实地感受，比较全面的了解。22岁时也在苏联留学了一年，后来又走访了很多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都有不少思考。我本人就听他多次讲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没有完全搞清。他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包括经互会模式，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评价比较高，因为上世纪20年代列宁采取了比较灵活的一些经济发展政策，包括吸引外资，吸引外国技术，可以土地可以租赁给农民等等。这个后来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路是有启发的。

在决定改革开放的1978年底之前，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个月内，邓小平又密集出访了四个亚洲国家，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感触良多，认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到中国前面去了，坦率表示受到触动。他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方方面面都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国家，所以决定下一盘大棋，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政治上看，这个决定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一直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但现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就来发展自己，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有益的东西。现在回头看，总体上中国做得相当不错。我经常讲“一出国，就爱国”，今年留学生回国比例超过85%。今年中国一家华为公司可以使美国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说明当年邓小平决定的这盘大旗，总体上走对了。

1978年邓小平访日会见松下幸之助。2018年，松下幸之助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第二就是中国下了一盘险棋。我们知道中国突破的大背景，是中国大胆融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不能失去自我。但当时国门刚刚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与周边国家的差距一下子展现在国人面前，很多人就丧失了制度自信。我经常说，西方忽悠全世界主要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只要采用市场经济模式，什么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模式，只要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什么问题政治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都是过来人，当时多少国人、特别是知识界，被这种西方话语忽悠得很多。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中国知识界的很多人心中都是英雄，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如果没有邓小平那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中国开放而导致整个国家崩溃或者翻船都是有可能的。坦率地讲，甚至到2012年十八大之前，很多国人还是被西方话语忽悠，这个情况还没完全被扭转。今天来看，应该说基本扭转过来了，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虽然中国拥抱全球化，但大家也知道全球化是西方推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而且是政治全球化，也就所谓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背后是西方要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不仅要让整个边缘国家地位永久的处于边缘，而且要把苏联板块、中国板块都降到依附和附庸的地位。西方在苏联板块做的事情竟然成功了，在中国没有成功，但这个风险我们还是经历了的。

邓小平在1989年说过这么一段很有意义的话，“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那么我想邓小平对这种“外围-中心”的格局看得很清楚，他接着又说，“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西方占得满满的，要打进去都不容易。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政治全球化，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大势，中国应该顺势而为。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不能放弃社会主义，而且还要用社会主义的优势来驾驭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终超越资本主义。

到80年代中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见到邓小平都要问他，我们应该怎么跟西方打交道？邓小平一般总是言简意赅地回答四个字，“趋利避害”。回头看多少国家融入全球化之后，因为没能趋利避害，结果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自己的财富也被西方金融大鳄洗劫一空，甚至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国家都解体了。而中国采用了趋利避害的战略，可以说下了一盘跌宕起伏的险棋，最终走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央。

卫星图看深圳变化 图片来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