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能够比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实施能力，大概都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西方人经常感叹说，我们的公司都有规划，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但国家几乎都没有这样的规划。我记得台湾地区在过去蒋经国时期还有六年规划，到所谓“民主化”之后，结果就没法制定这样的规划了。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究竟是有规划好，还是没有规划好？现在看来肯定是有规划好。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种“谋定而后动”的共识，从国际实践的比较来看，中国民主决策机制的质量总体上高于西方。

在美国一个重要的决策，比方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往往是极小圈子里作出的决定，然后与各种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繁琐的、最后很难执行的文件，然后通过公关公司出售给公众（sell to the public），结果再换了一个总统特朗普以后就被全部推翻。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体制下是不可思议的。

奥巴马医保法案在美国来回拉锯  图片来源：IC photo

在组织制度方面，我们总体上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制度，它源于持续上千年的科举等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也源于中国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治文化传统，同时融入不少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比方说民调，比方说选举、投票等等，所以我把中国选贤任能制度概括为“选拔加选举”的制度安排。

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来看，大都经历过广泛的基层锻炼和各种岗位的历练，治理过超大规模的人口和超复杂的不同部门。他们都积累了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很显然，我们的党的领导人总体素质明显地高于西方模式下产生的这种政党领导人。当然我们这个制度还在继续完善之中，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但是与西方单单的选举制度相比，我认为是明显胜出，而且前景看好。

过去30多年，我们看到了苏联解体，看到了南斯拉夫崩溃，看到了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褪色。然后留下来是什么？经济凋敝，政治混乱，社会分裂。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许多过去还比较和平繁荣的国家，被西方势力推入了族群互相杀戮的战场。我们也看到，西方以及西方模式整体走衰这个大势，西方国家纷纷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政治危机而难以自拔。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而全面的崛起，人民生活水平跨越式的提高，中国加快了迈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央的步伐。我说这是一个超亮丽的成绩单，在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成绩单，坦率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拿不出来，其他政党拿不出来。

现在我们经常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觉得英文中有个表述非常好，叫作the 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把党建设好，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可能又会回到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党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要实现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确保党成为我们事业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认为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我觉得我们可以提炼出三条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话语，来进行跨党派、跨国家的比较。

第一，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或者政党。如果有的话，这个国家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美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的。

第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也需要改革。但现在看来，好像只有中国能够真正地推动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而破除既得利益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很难进行。

第三，就是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来进行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模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应该说也是世界一流的。

修建中的川藏铁路  图片来源：IC photo

这三条标准我觉得可以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标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评判，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好，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