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泽晨（节目嘉宾）：刚才张教授回顾了东西学相互交流的历史，让我想到了一个侧面。大约在清朝初期，当时有一些外国使团，他们通过画版画记录中国，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照片，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就到这个份儿上。

如果你观察那个时期的版画，你会发现，它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画中的建设都异常的高，午门的两层雁翅楼，画得跟四五层、六七层一样的高楼，也就是说，他们最开始来到这个地方，完全以一种仰视的心态看待，非常钦佩。但是经过一番了解之后，他们发现能够压制闭关锁国的清朝的方法。这个时候，他就把明明两三层的楼，画得像一两层一样，把人都画的比较丑陋。

如果当时他们的版画技术是一种媒体，那么现在的西方媒体是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黄马甲”运动，如果是在东方世界，是不是就又是“民主之光”了？

张维为：这就是双重标准，在西方屡见不鲜。人权问题、技术转让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包括新疆“七五”事件，他们都不用“恐怖主义”这个词。你讲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他们的双重标准。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想到的是对当下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想起美国一位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讲的这么一段话，他说毛泽东最大的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已有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大同理想，与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让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告别了欧洲血统，在中国有了“出生证”。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告别“西方中心论”，有的人就会质疑，说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你可以这样回敬他，你说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

李志晖（节目嘉宾）：听完张教授的演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紧迫感。刚才张老师讲到，西方很多思想家，比方说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有后来启蒙时代的《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甚至《联邦党人文集》等等，这些当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思想的精华。

但是，这些思想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当地的现实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人口规模，地理环境，社会形态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社会变革越强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思想就会越伟大。当今中国的变革最宏大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这种紧迫感，像我们百家争鸣的古人一样，创造当代的中国文明，让它也随着中国的发展传向世界各地。

观众1：张教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听了张教授的讲座，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西方中心论”有哪些弊端？第二，就是西方学者如何看待“西方中心论”这种问题？

张维为：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中心论”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包括印第安人的消失，在殖民中的种族主义，包括现在还能影响很多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就认为，整个世界都要朝着西方模式走，结果你就会看到颜色革命的失败，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即使从西方学者角度，现在有很多学者在反思“西方中心论”。

而且我发觉是这样的，一旦西方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最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死了一千万人，伤了两千万人。这样一个大灾难之后，很多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罗素，英国哲学家。1920年左右，他在中国，在北京、上海、长沙好几个地方做演讲。当时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不自信，总觉得中国文化不行，他却说你们这文化真好，特别崇尚和平。终有一天，他认为中国将会获得足够的自卫能力，到那个时候，就会发觉中国这种和平的文化对世界将是多么巨大的一个财富。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实践的，中国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却会做和平的中坚力量。

也是在一次大战之后，美国哲学家杜威，我们叫实用主义理论家。当时他也是到北京、上海，到中国很多地方做演讲。他批评黑格尔，说黑格尔的理论直接导致了德国的军国主义。中国的孟子思想，特别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反思他们的很多问题。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在跟高尔基的通信中反复强调，他说中国文化真是了不起。欧洲人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是欧洲人特有的，他说这就错了，中国人那才叫真正的人文主义。一旦到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化，发现里面有很多道理。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也面临巨大的危机。现在，很多西方人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地出现了。

李志晖（节目嘉宾）：我觉得“西方中心论”，最终的受害者可能是西方本身，中国对此有过教训。清朝时期，中国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结果很快就被打败了。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文明也好，如果它自认为是中心，缺乏开放、包容的气度，或者是别人强制把它认作中心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文明和这个民族正在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