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都听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西学东渐”，就是西方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东方，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实历史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学西渐”，中国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有一位很优秀的历史学家，叫朱谦之，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著书立说，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商品和文化思想传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许多重要的中国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必要条件。

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回到欧洲之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一时洛阳纸贵。欧洲人通过这本游记了解到了原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庶的大国，商人从中发现了财富，哲学家从中发现了思想。

《马可·波罗行纪》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们现在讲，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数人说是林则徐，也有人说是魏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的日本，都产生了一种震撼。特别是日本的崛起，应该说这本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下子让很多亚洲的知识界人士，发觉欧洲已经明显地领先亚洲了。

作为比较，我们也可以说《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给14世纪的欧洲人带来震撼。这种震撼，可能会大于《海国图志》给亚洲人带来的震撼。《马可·波罗行纪》出版后，翻译出了无数版本，欧洲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在东方还有这么发达，这么了不起的文明和国家。从此，欧洲人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探险，想到中国来追求财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了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欧洲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家一定知道，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他是中华文明的铁粉，说过很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伏尔泰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我们一些学者说，伏尔泰可能对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所以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向往。其实如果我们还原历史，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回溯到伏尔泰所生活的欧洲和那个时代的中国，进行客观的比较，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上半叶，欧洲一直在进行战争。有学者做过统计，整个17世纪的一百年内，欧洲大约只有三年时间，没有大的战争。德意志民族经历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没有形成统一，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一般认为至少1/4的人口，由于战争而消亡。

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正是康乾盛世。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多年内，不管当时的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中国是规模最大的统一国家，实现了总体上的和平，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当时的欧洲却天天在打仗，所以伏尔泰把他的目光投到远方的中国，我想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另外当时欧洲多数国家，还在采用政教合一的政体，战乱不断的原因就是宗教之间或者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止地打仗。而中国早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

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歌德也赞美中国和东方。他说在那可爱的东方，我感到月的光辉，树枝飘动的湖面上的幽光，在夏日中带来沁人肺腑的清凉。中国古代月光的意境就这样传到了欧洲。伏尔泰当时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歌德诗句的注解，他说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我们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物质的世界。

可以说整个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我们看到的是“中学西渐”，也就是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不断涌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刚才提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就非常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准备在自己的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汇总到这儿。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有着自然神论的哲学。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的创立，在希腊人的哲学以前就形成了。莱布尼茨还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是占有明显优势，但他也觉得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还是领先的，所以他觉得可以双方优势互补，组成一种世界文化。

莱布尼茨的著作《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提到：“中国人以观察见长，而我们以思考领先，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句话也被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在布鲁塞尔出席中欧工商峰会时所引用。

政治方面，启蒙运动提倡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偶像，往往就是孔子。中国学者楼宇烈这样概括，他说从某种角度来讲，现在西方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正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发展起来的。它促使西方社会，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转向以人为本。

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的社会安定，令人羡慕，令人崇拜。所以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哲人进行统治。哲人王的统治，实际上是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他觉得理想的国家应该哲人来统治。

中国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也认为，从16世纪到17世纪，欧洲来华许多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欧洲，影响了一大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他们把中国的理性，把中国的大一统看作是中国和平强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