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但是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还有一位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这一概念来源于法文，现在也是用法文Laissez-faire，一般认为是魁奈用法文对老子的“无为”概念的翻译。此外，魁奈还专门谈到了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前往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重视农业和民生。后来的法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也效仿参加，表示亲近农业的耕作仪式。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提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他有这么一个描述，说在整个漫长的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中的某一部分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一切官职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将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这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叹为观止，心往神驰。

托克维尔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当然，18世纪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这一观点随着欧洲经济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和亚洲经济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 。

但今天我们回头看一看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你就会发现这个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正好是种族主义理论在欧洲兴起的过程。种族主义理论就认为，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黑格尔是哲学家，他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停滞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所谓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影响了不少中国人，一直到今天。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很多人都提出过质疑。比如严复，早在1906年就写过文章，指出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是以进步和历史规律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进行征服的借口。我国另外一位思想家章太炎也对黑格尔提出批评，指出中国的庄子哲学才具有真正的自由精神。这些观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哲学家杜威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与第二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大致是一致的。

章太炎，1908年发表《四惑论》批评黑格尔哲学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中国还有位学者刘梦溪，有一本专著，专门考证中国历史上的“狂”。他说“狂”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由，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他说中国很早就有武侠文化，这是一种超然的自由。我们还有自由文人的传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我们还有绘画中的大写意，书法中的狂草。我们的道家崇尚自然，佛家崇尚顿悟。这些都是真正崇尚自由的表现，是真正的知识和精神的自由，而这种传统在欧洲是很少的。

这是由于中欧经济制度的不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欧洲的土地在多数时间内，是不能自由买卖的。中国的小农经济，每家都有一片自己的土地，虽然不是很大，但属于自己。把中国说成是专制，欧洲说成自由，应该说是张冠李戴 。恰恰是当时欧洲人的自由太少太少了，所以拼命争取自由。

回头看，无论是黑格尔也好，孟德斯鸠也好，应该说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曾经说，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那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中国会产生这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相对欧洲领先的地位。真实情况确实这样，在过去200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几乎是全面领先当时的欧洲。

今天我与大家一起回望历史上这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或者“中学西渐”运动，一方面是有感于今天西方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作用；另一方面也有感于不少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外国学者，还是陷在西方中心主义里难以自拔。我们国内一些所谓自由派学者、公知，还动不动鼓吹要给中国人启蒙，其实现在最需要被启蒙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所崇拜的西方。

这几年，我在西方做讲座，经常提出非常善意的建议，希望他们借鉴一些中国人的经验或者智慧。比方说，我们讲解放思想，他们需要解放思想，我们讲实事求是，他们需要实事求是。

但不少朋友都跟我讲，张老师，你为什么老是去唤醒那些不想醒的人呢？

让他们继续睡着，不也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