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诺·列奥尼、萨拉·齐涅里斯　翻译/唐儒雅】

2024年1月，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Grant Shapps）在上任后的首次演讲中谈到，西方已经从冷战中“走了一圈”，现在正从“战后世界”转向“战前世界”。作为执政保守党的资深部长，沙普斯描绘出一副暗淡的图景——“世界秩序的基础正遭到撼动”，西方正处于由新旧对手引发的生存威胁之中。他预测，“未来五年，我们可能会面临与多国的全球性冲突”。虽然沙普斯这一大选之前的言论有大肆渲染外部威胁之嫌，但他对全球政治分化的担忧与人们与日俱增的共识是一致的，即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转向新的秩序。

2024年1月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Grant Shapps）上任后的首次演讲　图自澎湃影像

显然，战略竞争的焦点在全球化与保护主义之争、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尤其是在战略技术和关键矿产方面，其中大部分将集中在广阔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也会出现在北极和外太空等新领域。然而，这不仅仅与能力和资源有关，还涉及到追求以经济和军事资源为主的狭隘国家利益与促进价值观、思想和规范之间更根本的争端，表现为集团政治的重新出现。

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集团相比，新型地缘政治极点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受意识形态驱动，有着相关的势力范围，包括规模有所缩减的新西方集团、庞大但支离破碎且缺乏领导的欧亚集团，以及不受制于任何特定霸权但有可能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摇摆国家。此外，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冲突再起，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加剧，这两大全球趋势塑造着2024 年起世界秩序。

主流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印度等经济体的崛起，美国正失去威慑力。然而，仔细审视这三个新兴集团就会发现，西方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需要满足一大前提，美国能够提高能力捍卫其秩序。

新的铁幕？

20世纪90年代，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和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宣称，冷战协议正在“解体”。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震惊西方，也决定了乌克兰的命运，即乌克兰成为介于自满的西方和卷土重来的俄罗斯的竞争中势力范围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如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言，“认为冷战结束……是将冲突简化为苏联的存在”。传说中的后冷战时代只持续了短短二十余年，当时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发展到顶峰。

这一理论建立在战略暂停的假设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假设实在是过于乐观。冷战时期的竞争态势一直在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所谓的“冷和平”表面下酝酿着，并在2014年重燃，局面看起来与当年冷战十分相似。

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解释了为什么在 1989 年第一次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人们对和平秩序寄予了厚望，欧洲却再次陷入了第二次冷战　图自网络

为何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较为突出。首先，在美国政府领导国际秩序的75年上下，美国大战略一直侧重于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首要地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培养美式政权。这些努力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往后。

随着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美国也开始致力于遏制其影响力的上升。然而，美国的目标始终是维持现处的主导地位，而非实现真正的力量平衡。其次，乌克兰危机是冷战时期两个传统竞争载体的结合。与此同时，其他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持中立立场，比如印度这一重要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弱化了俄罗斯外交被孤立的可能性。

坚定的西方

倘若以新的断层线划定东西方，可以发现，西方集团正“重振旗鼓”。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大战略着力于培养小多边框架——由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组成的、具有共同战略目标的离散群体。虽然在前几十年的自由国际主义下，东西方差异逐渐减小，但新的西方地缘政治集团正发展得更加排他。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全球贸易有关的一系列规则越发严格。美国正试图通过秩序工程（order-engineering）重新确立主导地位，而非加强自身力量进行抗衡，这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战略。

尽管乌克兰危机致使国际形势再度紧张，实际上，重构的东西方断层线为拜登政府建立美国的联盟关系提供了超乎众人想象的有利外交环境，这将导向北约（NATO）的复兴，具体表现为强化共识、增加国防开支以及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七国集团（G7）也正向着达成共识而努力，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将其形容为“自由世界的协调委员会”。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图自澎湃影像

西方的信念，构成了这种名为团结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即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应由各自的政治框架决定，民主体制应得到青睐与推广。这种“民主国际主义”“再现了冷战逻辑”——集团逻辑，鲜明地将世界划分为两种国家体制。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正试图通过排挤其他国家来确立自身领导地位，并在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之间探索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从而建立新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实际操作层面，两大因素似乎在美国的秩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澳英美联盟（AUKUS）不仅是战略技术加速器，也是旨在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一系列广泛目标的框架，还是加强盎格鲁核心（Anglospheric core）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初期信号。

其次，西方军事力量的传统载体，巩固着集团政治回归的趋势。北约在“战略概念文件”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声称“中俄之间不断深化的合作企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甚至有说法称，北约“触角”正伸向东亚。与此同时，美国借助一系列“小多边”协议与亚洲伙伴达成安全合作，复兴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与菲律宾续签了防务合作协议，还增加了在印-太地区进行的航行自由演习。

尽管如此，相较于十年前，西方的政治结构已然缩小，因此不得不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接触，例如，中美政府在2023年秋季举行了建设性贸易谈判。从与印度关系的改善中也能看出，美国本身已转向更具包容性、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然而，虽然这一名义上的秩序具有广阔的潜在地理范围，但其规范范畴尚且存在争议。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十分明确，但当代两种体制的国家竞争之间的界限却模糊得多，此外，西方与亚洲大部分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又进一步复杂化这一界限。

纵使面临这些挑战，当前政治领导层的整体弱势对于西方是有利的。正如伊肯贝里（Ikenberry）所说，西方不可能长期充当“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巨人”。然而，凭借其政治凝聚力，庞大的资本、商品、技术知识库，以及军事能力和实力，西方仍将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也能更好地相互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