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种族主义困扰的澳大利亚外交

2019年，前新加坡外交官、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在做地缘政治判断时，靠的仅仅是冷静理性的分析吗？如果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我们对此意识得到吗？还是说它是在潜意识层面里起作用？如果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承认：非理性因素总会发挥某种作用。

马凯硕是正确的。“中国不是高加索人种的国家，这本就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因素，而且它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情感上对中国崛起反应如此激烈。”

作为离中国最近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的反应也是最激烈的，这并非巧合。“幸运之邦”对中国人的敌意比其建国的历史还要古老，从19世纪的“黄祸论”开始，这个国家就在坚持不懈地妖魔化中国，冷战时代这种妖魔化更是变本加厉，相较之下近几十年的和睦反倒像是插曲。

几年前，当中澳两国的关系开始紧张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潘成鑫就总结道，“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紧密经济联系未能动摇其历史思维方式，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补充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地缘经济上的邻近似乎加剧了这种焦虑”。

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现代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柯伦也在2020年12月的一场演讲中说，早在1893年，“澳大利亚殖民地杰出的知识分子”查尔斯•亨利•皮尔森就写道，中国是西方战略优势的最大潜在威胁，“澳大利亚同胞，那些生活在分隔白人和有色人种的边界上的人，将会是第一个敲响警钟的人，是第一个采取措施保卫西方文明的人。”柯伦教授说，在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心理中，“过去的幽灵”有一种反复出现的趋势，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冲动有时会压倒澳大利亚外交务实、理性的强大传统”。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路易丝•爱德华兹（中文名李木兰）更深入地阐释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世界中国研究中心的2020年度演讲中，这位曾翻译过《红楼梦》的教授直言痛陈，中澳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归根结底是因为澳大利亚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

“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时光机里——我们的主流媒体、政客、公务员、文艺界和大学的的领导人都存在一个错误的观点：澳大利亚人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利物浦、利默里克（爱尔兰城市）或是伦敦。很明显，他们无法真正看到这个国家的人口在语言、宗教、肤色和阶级上的全景。”

“澳大利亚的亚太观同样让人沮丧。我们是五眼联盟的成员——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的眼睛却受困于战后的眼病——通常说这是‘斜视’。我们知道这种眼病，因为澳洲的许多高层在领导我们时一只眼睛盯着英国，一只眼睛盯着美国……而伴随着这些眼睛的嘴呢？它们似乎只会说一种腔调，并且只说英语。而耳朵则有些听力问题，尽管有很多先进的助听设备。”

爱德华兹直言不讳地表示：

“我认为，澳洲人们还不适应自己比亚洲人更虚弱、更贫穷、更没有影响力——尤其是与中国人相比。我认为在管理澳大利亚政策和叙事的关键机构中存在着种族问题。许多澳大利亚领导人依旧幻想着自己在将专业知识和更好的原材料居高临下地交到心怀感激的北方（指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手中。”

“世界的变化比澳大利亚领导人能够理解的似乎还要快……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即便我们的国家依然被白人东方主义者‘纡尊降贵地施舍穷人和棕色人种，指导他们’的幻想所主导……不知为何，今天的澳洲还是有很多身居要职的人以为澳大利亚不仅向亚洲提供了矿产资源，还提供了优越的知识和技术。是时候有人该告诉他们开张视听，好好向亚洲学习了。”

“我担心，我们现在的这批领导人正在削弱我们的中等强国的地位——每次我们的领导人开口说话，我们都在变成一个更小、更令人厌恶的国家。我们针对的是谁？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以及我们最大的客户。干得好，贸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