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可能被打上“外国特务”标签

只消看一眼澳大利亚从上到下的全套政治表演，就知道莫塞尔曼的案子恐怕不会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来进行。退一万步讲，即使法官真的想“秉公执法”，他所需要遵循的也是实打实的“恶法”。连《纽约时报》都承认：

“给予授权的新法律扩大了间谍活动（espionage）的定义……当局将调查北京策划的秘密行动或代理人是否曾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政客或他们的员工，如果他们影响了，当事人又是否意识到了中国政府的企图。”

什么叫“影响”？又怎么定义“秘密行动”和“代理人”？法案一概没提。他们唯一规定的是（按照《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那刻意含糊的措辞），任何可能与“外国”组织（包括国际组织）合作的人都必须在澳大利亚政府注册，政府可以将这些信息移交给情报机构或者作为证据起诉。任何未进行登记的人都可能被控违反《间谍活动及外国干涉法》，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罪名是“暗中”（covertly）与海外团体或个人合作以寻求政治变革。

这个罪名很明显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只要堪培拉愿意，今后任何亲华、友华的声音都可能被打上“外国特务”的标签，面临牢狱之灾。不仅如此，举报者、反战者，或是任何对澳大利亚的亲美政策不满的人，都可能被因此定罪——如果是俄罗斯或者其他什么国家通过这样的法律，肯定会被西方媒体铺天盖地的“反民主”喷得体无完肤。

2018年，这些法案在莫里森的前任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推动下匆匆通过议会，连公开辩论都没有举行。如此特事特办，要么是做贼心虚，要么就是有真正的外部势力施压，容不得拖延。2019年12月，堪培拉宣布拨款9000万美元在ASIO内建立一个“外国干涉威胁评估中心”。今年2月，ASIO总长迈克·伯吉斯罕见地发表公开讲话，声称澳大利亚面临着来自“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誓言要加强ASIO在这方面的行动，包括“积极支持”根据《外国干涉法》提起公诉。

“从新法案出台的那一刻起，我就预料到我们的情报机构会寻找一个案例来检验这些法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是的，就是那家反华“急先锋”）的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对《纽约时报》表示，该报还此地无银地将其标为“无党派智库”。詹宁斯还暗示说，“这可能是众多调查之一”。

澳大利亚或已铁心反华

近几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炒作所谓的“中国间谍案”，2017年12月，工党议员萨姆·达斯提亚里就因此被迫辞职；2019年2月，澳大利亚还取消了一名香港商人的永久居留权。至于其他子虚乌有、死无对证的“指控”，更是数不胜数。今年6月19日，莫里森和他的部长们刚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了“网络攻击”和网络“虚假信息”行动。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出过任何证据，但堪培拉显然深谙“谎言千遍便成真”之道。

澳大利亚媒体也在格外积极地配合政府，众口一词地大书特书所谓的“中国间谍”，无所不用其极地描绘一幅“中国接管澳大利亚”的恐怖画面。新冠疫情爆发后，他们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2月，澳大利亚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先驱太阳报》将新冠病毒形容为“中国病毒”；4月，在莫塞尔曼赞扬了中国对疫情的应对后，《悉尼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蒂姆·布莱尔写道：“吃蝙蝠去吧，朋友”。

“这些并不是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报道的孤立例子。”澳大利亚律师联盟发言人格雷格·巴恩斯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写道，“公平地说，两大传媒集团——九频道和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报纸，例如《先驱太阳报》和《悉尼每日电讯报》——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无情地敌视中国。就连政府的广播公司——ABC也被‘中国威胁’所吸引。”

在这些舆论战的狂轰滥炸下，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在所难免地变差了。另一家活跃的智库罗伊研究所6月24日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只有23％的受访者说他们“多少或很大程度上信任”中国会在世界上负责任地行事，降至历史新低；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说，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比与中国的更重要；94％认为政府应该寻找其他市场，这样澳大利亚就可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西澳大利亚大学高级名誉研究员格雷格·麦卡锡认为，罗伊的民调仅仅反映了澳大利亚公众对媒体所反映的问题的看法。他对《南华早报》表示：“鉴于过去12个月澳大利亚媒体一直对中国持高度批评态度，那么23％的信任度，正反映了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和阅读的内容。”

讽刺的是，这些“正气凛然”的媒体，这个“决心确保无人能够干涉澳大利亚的任何活动”的政府，却对最真实、最严重、最赤裸裸地干涉澳大利亚政治的黑手——美国保持沉默。华盛顿至少参与推翻了两任澳大利亚总理：朱利安•阿桑奇在维基解密上公布的揭秘文件证明，美国正是陆克文2010年因党内政变下台的幕后黑手；2014年3月，前美国情报承包商克里斯托弗·博伊斯也在接受ABC采访时披露，早在1975年，中情局就用类似手段推翻了高夫·惠特拉姆政府，2010年不过是如法炮制。惠特拉姆和陆克文都不是澳美同盟的反对者，但美国政府嫌他们在履行同盟义务方面不够可靠。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些，如今的澳大利亚工党在“对美忠诚”方面不敢打一丝一毫的折扣，莫塞尔曼被调查后，该党的“飞速切割”就证明了这一点。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迅速暂停了莫塞尔曼的党员资格、动议禁止他出席议会，并希望他尽快主动请辞；工党影子总检察长马克•德雷福斯称，外国干预是“一个真实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我们非常重视”；今年4月莫塞尔曼赞扬中国后，前陆克文政府的部长斯蒂芬·康罗伊称他“绝对是工党的耻辱”，并表示“他竟仍在议会任职，这令人震惊”。2018年的《外国干涉法》是由自由党-国家党政府提出的，但作为反对党的工党全力支持。

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显然更加卖力。今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追加11亿美元升级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廷达尔空军基地，以供美国战略轰炸机入驻。3月，在华盛顿的“五眼联盟”峰会上，澳大利亚政府和另外四国一道要求科技公司交出加密破解能力，并公布法案，扩大了美国情报机构获取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截获的数据的权限。此外，6月初，澳大利亚和印度还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就“印度-太平洋海上合作的共同愿景”发表了联合声明。

所有这些都证明，澳大利亚（而不仅是本届莫里森政府）已经做出了政治决断，铁了心将自己拴在了美澳同盟的战车上，哪怕牺牲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在经贸、社会、文化等领域没有太多对华反制手段的澳大利亚，便选择了“国家安全”这张屡试不爽的牌，导致中澳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恐华症”晚期的国家已经图穷匕见，未来肯定会使出更多、更粗暴、更下流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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