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英国反奴隶制杂志《英国反奴隶制记者》刊登了一份“现代澳大利亚奴隶地图”，文中引用了英国记者亚瑟·沃根对昆士兰州的报道：

“被贩运的土著劳工，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已沦为奴隶。”

澳洲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甚至比美国南方的奴隶主还要残酷。“在这种条件下进行三年的强制劳动，对欧洲人来说是致命的。”墨尔本拉筹伯大学副教授特蕾西·巴尼瓦努阿·马尔表示，“食宿条件极差，医疗基本缺失。”

这些“契约劳工”被排除在基本的社会服务之外，直到19世纪80年代，昆士兰州才为他们建起了医院，另一些医院则设立了单独的“卡纳卡”病房。在1868年到1889年间，岛民们的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19％，被带到澳大利亚的6.2万人中，超过1.5万人死亡，绝大多数被埋在他们倒下的地方的无名坟墓里。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命运，甚至比这些岛民更凄惨。“一些警察对黑人和黑人妇女（白人如是称呼澳洲土著）所做的事情，与让欧洲惊恐不已的保加利亚暴行不相上下。”1880年10月2日，《昆士兰报》上的一封读者来信如是写道。10月21日，议员约翰·道格拉斯（后来成为昆士兰州总理）在议会上发言，表示：

“把土著人俘虏，而不是开枪打死他们，是很有可能的……但毫无疑问，打死他们是摆脱他们最简单的方法。因此，自由党的立场是：昆士兰人应该停止杀害土著人。相反，他们应该奴役这些人，这样他们就不必再去奴役契约劳工了。”

拍摄于1890年昆士兰的一处糖料种植园（图/昆士兰州立图书馆）

二、奴隶在澳大利亚一直存在到20世纪50年代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新政府通过的第一批法律就包括《太平洋岛民劳工法案》，内容是自1904年起禁止任何岛民入境，并在1906年之前将所有在澳岛民驱逐出境。这些“契约劳工”成了“白澳政策”的第一批牺牲品。

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是“白人种族纯洁性”的忠实守护者，岛民驱逐令的积极推动者，他毫不掩饰地引用了美国南方的“教训”：“黑人现在不能被驱逐出境，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种族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巴顿说，“我们不建议澳大利亚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在他们来之前，这个国家并不需要这些外来的黑鬼；当他们离开时，我们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损失。”《西澳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道，“我们把他们流放到比他们离开时条件更好的故土，这并不是对他们不公正。”

成千上万的幸存劳工又一次被赶上船，带回太平洋上。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十年，和家乡断了联系，根本没有“故土”可去；一些岛民不记得自己的家乡在哪里，“黑鸟人”的记录也模糊不清。对很多人来说，被遣返回“故土”意味着死路一条。

岛民们成立了太平洋岛民协会进行游说，最终成功说服国会修改了法案，1654名岛民获准留在澳大利亚。但他们也算不上“幸运儿”：直到20世纪40年代，岛民们的处境与1880年代相比仍旧没什么变化。

“在许多方面，20世纪第一个25年工作场所立法中的种族歧视，比19世纪的身体虐待和歧视更具破坏性。”“昆士兰历史地图集”写道。澳大利亚的“废奴”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层面，在实践中，契约劳工们（现在主要由土著居民充任）的境遇仍然与奴隶别无二致。

1927年，澳大利亚北领地（简称北澳）原住民保护官赫伯特·巴斯多指出土著们正“被奴役，简直就是奴隶”；30年代初，他的继任者塞西尔·库克认为，澳大利亚违反了《国际联盟禁奴公约》规定的义务。1930年，澳大利亚内政部长阿瑟·布莱克雷写道，北领地“似乎存在某种形式的奴隶制，对土著的劳动没有任何报酬”。1932年，北澳大利亚工会将土著工人描述为“奴隶”，工会成员欧文·罗说：“如果大英帝国没有奴隶制，那么北澳就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奴隶制确实以最糟糕的形式存在于这里。”

1944至1946年，人类学家贝恩特夫妇对北澳地区畜牧业的土著劳工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被扣下，直到1987年才得以出版。其中写道：“（土著人）既不拥有他们居住的小屋，也不拥有建造小屋的土地，他们没有租住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随财产一起被出售或转让。”

直到1958年，著名土著艺术家艾尔伯特·纳马吉拉的律师仍然在辩护中表示，澳洲《1953年福利条例》是违宪的，因为颁布的立法是“对北领地部分人口实行奴役的法律”。

“这篇文章将论证，许多土著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至少直到50年代，如果不是更晚，满足同时期的澳大利亚法律和国际法对‘奴隶制’的定义。”莫纳什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史蒂芬·格雷在《客厅里的大象：奴隶制与“被偷走的工资”的争论》一文中写道。

“的确，澳大利亚不像美国南方那样是一个‘蓄奴之国’；土著人也不是全部一直生活在‘奴隶制’的状况下。”格雷写道，“尽管如此，雇主对‘他们的’土著工人行使了高度的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将他们作为动产买卖……他们的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论是否未经同意。土著人民受到恐吓和武力威胁。存在暴力、残酷对待和虐待、性行为控制和强迫劳动等情况。”

“许多牧民的行为得到了法律的授权，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违法而不会受到追究，这一事实意味着雇主能够对他们的员工实施一种‘合法胁迫’，这与奴隶制的法律解释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