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且难于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中国货币当局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方面，希望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有房价调控政策出台，货币当局就会相应退出原来执行的政策。另一方面，房价或房价增速下降则会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并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速的下降——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国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抑制房价不应该是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应该仅仅是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也要避免突然改变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

2008-09年四万亿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至于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度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可能就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中国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以且应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即便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并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如果国债市场对国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美国的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截至1月24日，除了天津之外，其余30个省区市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

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可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但是也有必要强调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到底足不足？如果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组织上的准备。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将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由于中央已经提出“稳增长”的大政方针，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