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我以为，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

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如果通货膨胀并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并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

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正如我一再强调的，6%具有象征性意义。我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为什么不能尝试实现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速呢？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中国必须让经济增速一步步降下来是错误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的“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长期、持续下滑，就会出现以后想快也快不起来了的结果（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就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其结果与其说是经济增速不得不下降，不如说你认为它必然要下降，于是它就下降了。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的过于高了。年年都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单从2008年之后就可以列出一张长单。2012年春节之前，我随北大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拖垮，还有“影子银行”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地下金融的规模和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部分人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美国2021年二季度GDP增速为6.5%，虽低于市场预期的8.4%，但这一GDP增速意味着“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疫情前水平”

第七，增速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地缘政治问题。

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上升，我们在下降，增速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无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是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是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的。

第八，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为2022年经济增长确定目标。

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部门、各级政府都有一个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明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公开设定目标？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

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制定明确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去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给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给定的GDP增速，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实现的增速。

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后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随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在以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直是逆周期变化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能拖累GDP增速呢？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完全不是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它绝不仅限于“铁公机”这样的老基建，而是还包含着“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死亡失踪380人（郑州市）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正视既有问题、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与败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无异于自废武功。

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将拖累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