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情怀的扩张

虽然“情怀党”被“工业党”作为贬义词，但“情怀”并非像物理学概念“以太”一样可以被验证为虚假事物然后一笔勾销，而是构成“现代”的基本成分。把“情怀”这个词讲清楚并报以理解非常重要。部分“工业党”人士认为，醉心于怀旧、乡愁的“情怀”文化来自农业生产方式（王小东、马前卒、严鹏），有其道理，却忽视了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复杂运作的结果，内在于现代生活，远非“农业社会情怀”可以归纳。

现代性一般被认为发端自西方，现代情怀亦如此。“情怀”这个中文词汇没有合适的英文对应词汇，同时包含了feeling和ideal的意味，是情感、理想、执念和一种自我审美态度的交织，泛指一种想象层面的自我主张和提升，一种超越现实维度的“心灵”取向。最重要的意涵在于对某一对象包含着一份不舍的责任，如家国情怀、阶级情怀等表述所体现的那样。情怀是构造“新人”的重要元素，其所指经历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后冷战时代的变迁。限于篇幅，梳理这个变迁将由另文完成，本文仅简要言之如下——

工业化被看作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13)，无法离开现代思想文化和情感的土壤。在西方世界，启蒙主义时代产生了对于客观知识和个人情感的推崇态度和新的认识方法。启蒙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世界的中心，在认识论上反对从先验真理出发进行演绎的神学思维逻辑， 倡导还原手段，从基本现象、事实着手，在这个基础上归纳和提炼“真理”(14)，这也为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准备了方法。

个人既然要摆脱宗教和封建秩序，就需要以“自我”为凭借站立于世。这引发两个方向的“自我” 建设，一个是韦伯、吉登斯等所谓的“理性化”，强调计算、精确、效率等等，一个是查尔斯·泰勒所谓的发掘深度内在的自我观念，凭借独白、反思等形式来创造内心世界。深度的个人内心——换一个词——现代情怀，由此产生。从卢梭的《忏悔录》到亚米契斯的《情感教育》，从德国浪漫主义到“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5)，文化领域的革命性作品无不可理解成一种情怀身份的建构。理性化与情感化，恰对应着工业意识与情怀。

霍布斯鲍姆认为近代西方世界发生了政治与经济的双元革命。那么在个人领域，也发生了知识和情感的双元精神革命。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权力）”，是“启蒙”的典型观念。同样，情感也是力量。二者互相生成，构造现代人精神主体，让他们带着知识和情怀去开拓世界。在一些研究者笔下，这种构造被直接称作“工业启蒙”(16)，例如韦伯从新教伦理角度想象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个人工作精神，是为讨论工业启蒙的典型。

然而构建新情怀不止是资产阶级新人的任务。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扩张带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剥削压迫、殖民冲突等问题。受到冲击的不同势力和阶层，从旧贵族到工人平民都发起反抗，文化与情感排斥最为直接。旧势力需要披上新的晚礼服，受害者等待新的救世启示，由此诞生出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面向的反制思想，并形成各自的“情怀模式”，彼此复杂纠缠。

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划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资产阶级现代性， 与理性、科学、效率、精确、功利关联，另一种是美学现代性，以浪漫派为代表，以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为宗旨，与主观、绵延的自我、颓废、反叛、无政府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密不可分(17)。第一种现代性来源于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当中显然包含了工业需要的人格品质；第二种现代性直指当代小布尔乔亚情怀。二者看似你死我活，却互相激发。马丁·威纳同样指出，这是“中产阶级两副面孔间的文化竞争”(18)。

西方现代性随着殖民扩张一波一波向外扩散、冲击。工业与情怀之张力，在西方世界内部有其限度，在后发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则获得了新的维度。在中国，我们可以把从秉承格物致知理念的洋务运动到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改造都看作是呼应双元革命的不同环节。

社会主义实践遭遇的挫折及其自我改革（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新的情感后果。套用列宁的观点，“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小资情怀。支撑现代社会的工业基础，在现代文化世界里则普遍被看作压抑性的存在。当代中国“工业党”意识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浸染，依然具有革命意识特征，超越了一般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市场理性，因此有被保守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文化排挤出去的危险。在应然层面，具备工业思维本应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要求，但在实然层面，工业思维则总是遭到现代情怀的拒斥，在多数人身上处于非自觉状态。需要认识到，“工业党”意识正是在全球去工业化趋势和西方主流自由主义话语衰败的背景下兴起的。

三、“工业党”意识对主流人文精神的挑战

思考当代中国“工业党”意识，不能忽视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第一，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即便在重视道德教化胜于格物致知的儒家内部，也有经世主义对道德主义的斗争。当代“工业党”对实践性的强调，内涵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法路线之中。群众路线，实践理性，过去以阶级政治名义出现，包含着避免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实践的诉求。“上山下乡”和“学农学工学兵”固然在操作上出现巨大错误，但是在今天，知识分子与一线结合仍然有坚实的必要性。“工业党”话语以潜在的方式接续了社会主义知识改造的诉求。

第二，中国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工程师。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截至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工科毕业生数达到2876668人，本科工科在校生数达到4953334人，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19)。 在英国，与乡绅理想辩论的人多属学者或者统治阶层内部人士，而中国的“工业党”活跃分子往往来自社会基层和中层。

另外，随着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出现对抗，维护中国自身道路独立性的呼声渐高，“工业党”思潮逐渐从现代化理论思潮当中独立出来。同时，因为产品和技术思维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和互联网创业热潮而广为传播，“工业党”意识就具有更广泛的发展基础，与主流情怀的冲突也不断产生。以下重点从这种冲突中，梳理出“工业党”意识对主流人文意识的几大挑战，同时借此认识其自身的若干特征。

1.挑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区隔意识

“工业党”受到来自传统右翼（自由主义）和左翼两边的批评。右翼认为“工业党”意识是国家主义的变种，只重视集体、组织，忽视个人。这只是源于自由主义者恐惧意识的习惯性误解。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左翼的批评：“工业党”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吴子枫认为：“唯科学技术论、唯生产力决定论——这是工业党的观点。”(20)在另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周展安认为：“所谓‘工业党’的社会实践，强调富国强兵，做实业，这是一个从北宋启动到明清时候发展的实学思潮的当代表现，到了晚清因为民族国家的崛起表现为金铁主义，表现有很多，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值得警惕的。”(21)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工业党”是不是不讲生产关系，而在于批判者在认识论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机械切割，以及由此产生的万能式批评。语词的截然分离，让人忘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词本是作为生产方式的两面，在现实中互相结合，丝丝入扣。技术与组织、产权等密不可分。

这个割裂更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政治与技术的紧张关系的一个回响。回溯新中国1949年到1979年的政治经济实践，一个重要特点在于警惕技术的中立化，强调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工业化和阶级政治辩证地交织在一起，才有了诸如工人当家做主，“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等积极尝试。然而社会主义实践困难重重，“文革”是对困难的激进反应，最终以“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这种极端冲突方式呈现，反而割裂了技术与政治的有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