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亮，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第4期，部分内容有删节。】

在今天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工业”这个词很难与“人文”联系在一起。前者和沉重、强力、机械、污染等印象关联，后者则指向诗意、优雅、情感、文化底蕴等等，二者相去甚远。然而流行于中国互联网上的“工业党”一词却裹挟着“情怀党”一词一起出现，在与后者的对比中定义自己，从而以文化问题的面貌呈现。

“工业党”这个词在社会主义历史中曾经出现过，比如1920年代苏联政府以“工业党”指称一些工程师专家群体，以破坏工业化名义逮捕他们(1)。196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成立工业部门联合党委，以“工业党”来指涉他们(2)。二者都是被动的命名。今天的“工业党”概念则是自我赋名，身份意识强烈。与苏联没有直接关联，但与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历史的隐秘联系不绝如缕。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书中没有使用“工业党”一词，却明确书写了富有工业精神的英国资产阶级如何被乡绅贵族文化所俘获和压制，因此此书被中国敏锐的论者视作“绅士驯服工业党”的故事(3)。

当西方世界持续陷入去工业化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历史命题仍然在曲折中前行，并不断叩问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工业党”是其中的一个回响。若问工业党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原因很多，笔者观察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一部分富有家国情怀的理工知识人对近十年来由人文知识分子掌控的舆论领域之不满。他们认为对方在事关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上缺乏科技常识，从而产生亲自表达的愿望。主要通过互联网迈进原本隔膜的宣传领域，凭借专业知识，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开展“拨乱反正”的舆论和知识行动。

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是“工业党”话语突入主流舆论领域的一次重大契机。当时，动车事故引发舆论界对高铁建设山呼海啸般的批判。主流“意见领袖”们在各类媒体上猛烈批判高铁“大跃进”，批判国有企业体制，呼喊“等一等你的灵魂”(4)，而初创的观察者网逆流而上，不仅制作大量正面高铁新闻，还邀请寒竹、江南、梅新育、马平（任冲昊笔名）等一批具备战略思维的作者从技术、战略等角度讨论并支持高铁发展，内容细化到诸如专用客运轨道与客货共用轨道的区别，公路安全指数与铁路安全指数的差距，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改变等等，纵横捭阖，深入浅出，为扭转舆论做出贡献，开创了别样的话语阵地。

几乎同一时间，被称作“工业党”作品的《大目标》(5)一书出版，“工业党”概念广泛浮现于互联网舆论场。此后，在诸多事关科技、工业的重大话题上，包括中美贸易战引发的舆论冲击中，工业党都发挥了支撑主流舆论的作用。

工业党直面当今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从“做成事”而不是“慰情怀”的角度思考问题。其言论的与众不同吸引了大批读者。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马前卒（任冲昊笔名）成为问答网站“知乎”点赞前三的大V；化学物理专业出身的袁岚峰以其雄辩且富于数据的文章为中国科技发展鼓呼，经过观察者网编辑发表获得广泛影响(6)；专注宏观政策研究的贾晋京以其工业分析能力成就中国智库界一派特色；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陈经在十多年前对当下中国经济的诸多成功预测被重新关注(7)；制造业工程师出身的宁南山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中纵论中西产业，不断斩获“10万+”阅读量；陈平、路风、文一等强调工业创新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以其雄辩在网络平台引发热烈关注；一群“工业党”网民集体创作的穿越小说《临高启明》持续描述重建现代工业体系的过程，在网络小说领域取得一定影响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刘慈欣也被看作具有“工业党”思想……

究竟什么是“工业党”？开拓性著作《历史转折中的宏大叙事：“工业党”网络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给出的描述性定义是：

“总体上信奉工业化至上的理念及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以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线索重新组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叙事，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网络粉丝社群和亚文化。广义的‘工业党’还可以指代历史上带有‘技术专家治国’和工业主义色彩的思潮，也可以指代各国支持和实践工业化的技术工程人员、政党和政治力量。”(8)

这个定义从民族志研究角度出发，描述表面上的思想光谱特征，但是以“工业化”定义“工业党”，有循环定义的缺陷，同时强化了“工业党”给人的理工刻板印象。本文认为，认识“工业党”的关键在于理解“工业党”意识是什么。“工业党”意识深深植根于现代人复杂纠葛的精神矛盾之中，是世界观，是方法论，也是精神症候，如同幽灵，游弋于形形色色的“工业党”论述之中，等待提炼。思考“工业党”意识，有益于反思今天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政治问题。

一、工业文化的主体性自觉

中国不缺工业化问题讨论，但“工业党”这个概念具备强烈的“主体性”气息，事关“做什么样的新人”这个重大文化政治问题。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几乎任何学科讨论都会涉及相关的人格讨论，如西方经济学强调所谓“经济理性人”，法学强调“法律人”，更不用说“文学是人学”成为文学专业的流行观念。它们通过塑造主体人格来张扬各自的旗帜。理工学科原有“科学人”的概念，然而有关工业的讨论往往和人格无关。在诸多工业化相关研究里，工业只是一串串数字和报告，没有生气和人格精神。

在2017年1月工信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出现了几个事关人格的说法：“弘扬工匠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加强产业工人的职业精神培育”。

“企业家精神”兴起于市场经济时代，但其描述对象限于企业上层，关注点偏向财富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强调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塑造了工人主人翁意识，偏向底层，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对弱化。在今天被传媒舆论更多提起的是工匠精神，偏向于中产阶级期待（例如2016年关于日本马桶盖的舆论，体现出中国中产阶级对精致消费品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的满足寄托于工匠精神(9)）。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工匠”概念，其大国意识与中产的工匠需求拉开了距离。

“工业党”介于企业家和工人（工匠）之间。现实中的“工业党”分子多属社会中间阶层(10)，相比“中产”，用“基层骨干”描述他们的层级更合适。“工业党”意识作为新时代“基层骨干”的奋进意识，一边填补企业家精神的不足，一边婉转回应着工人当家做主遇挫的历史。它固然从工业文化里汲取养料，但是超越工业文化层面，渗透到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

作为被“工业党”定义的对立面，很少有人会自称“情怀党”，但有很多自我指涉的近义词广泛流通，比如“小清新”“小而美”“小确幸”（微小而确定的幸福）等等，甚至可以包括整个1980年代流行的“诗人”概念。“工业党/情怀党”这对看似戏谑的网络亚文化概念背后，蕴含人类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描述历史，隐隐展现两条相辅相成的人文脉络。我们很容易在各个领域观察到近似的对立范畴，如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文学领域的“叙事传统/抒情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国秦汉时期开始的儒法斗争。

当代“工业党”和“情怀党”的矛盾可以通过一个戏剧性的新闻来体现：一位上海白领厌倦了都市索然无味的生活，要去寻找桃花源隐居，“什么现代设施都不要，只要有水有电有网线”(11)。类似新闻很多，然而水电网背后就是整个工业体系，很难被彻底掩盖，却被剔除出情怀的象征体系。“工业党”意识作为中产意识的一面，要和另一面——小资意识争夺话语权，并把自身上升为一种情怀（例如马平撰文称“工业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12)），让被遮蔽的价值体现出来，把被颠倒的再颠倒回去。

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建筑学的比喻来描述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就是耳熟能详的“上层建筑 / 经济基础”比喻。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但往往是意识形态式的虚假反映，用以维护和掩盖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工业党”思维方法的最重要特质在于，它具有一种拆解上层与地基之间隔断的能力，从上层透视技术基础，把融于实践而并不彰显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内化为思维“修养”，成为主体性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工业党”的主体性正是在他们眼中的对手“情怀党”的蹙逼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