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政治再兴起与赋能式新型全球化的结构

反观第三世界全球化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被萨米尔·阿明称为“万隆时代”（1955年～1975年）的历史大变局时期，世界秩序第一次呈现出了真正多元化的可能。在这一时期，在过去100年资本主义大规模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国家对于发展模式与发展观念的全面垄断开始出现裂口。首先，新独立的国家开始考虑，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本国经济与旧殖民帝国贸易高度捆绑的客观现实下，如何能够尽可能地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其次，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脱离资本主义阵营，重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全球秩序。最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也面临着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的挑战。这种政治状态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全球发展的垄断，并在客观上一度为全球形成两极多元的权力结构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两极多元的秩序结构里，广大亚非拉国家获得了更大选择空间。在这种多样性选择创造的空间中，亚非拉国家开始进行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尝试，探索去殖民发展的道路。然而，随着20世纪末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种政治动力开始衰落。政治的衰落也伴随着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在那之后，“全球南方”概念的解释权逐渐被西方主导的发展经济学所把持。在这种思想与政治环境下，“全球南方”愈发成为了一个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国家的松散集合。而这个集合中国家的共性包括：国家经济多为自雇，且多从事勉强维持基本生计的生产；人均产值低，收入分配不均；市场发展不完善；低生产力；大量依赖出口与外来资金；公共行政部门体量小，没有或者较少有现代工业部门。在这种基本认识下，第三世界若想发展，除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彻底开放、走上“南北合作”这一道路之外，别无他法。要么新自由主义化，要么彻底衰败，这便是198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面临的最严酷的挑战。

然而，这些判别标准，切断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落后与全球不平等秩序之间的关系。这种认知与逻辑，既用静态的经济决定论否定了全球南方国家渴求发展的意志，也彻底忽视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多样性，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现代化模式，表述为通往发展的唯一途径。这不但为新自由主义霸权干涉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借口，也是最近美西方鼓吹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不属于“全球南方”所依据的理由。

实际上，在西方左右翼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开始迅速新自由主义化。然而，这种分析显然忽略了改革开放发生的基本历史条件，并且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行切割为两个相互无关的时期。因此，这种短时性、碎片化的解读，根本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极为重要的共同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不与世界霸权经济秩序彻底脱嵌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程度的自主发展，并在体系上实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垄断的突破。

推动国际关系的平等化，推动合作发展，是中国讨论“全球南方”问题一以贯之的立场。1960年代，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有一种从西方中心的霸权竞争认识出发，将“第三世界”描述为美苏竞争之间“霸权平衡天平上的砝码”的倾向。1970年，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时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那种干涉主义的大国观念，目的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就不跟你们和我们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毛泽东同志将亚非拉“三角”与“报纸上经常吹”的那种以大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平衡秩序观区别开来。他认为后者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秩序体系下，推动有限的、大国权力平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而前者在亚非拉联合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性秩序，则是在西方大国构成霸权的全球秩序中，被压迫者谋求平等、自由，并达成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

这种以大陆而非仅以大国为单位，构想全球地缘平衡，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主权平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视角极具想象力，且与在西方历史传统中形成的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截然不同。我们不妨用“霸权中心”来替代“西方中心”，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话语进行建设性批判。中国非霸权中心的秩序认识，并不否认大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更强调广域空间合作对制约大国霸权、保障小国主权平等、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的关键意义。以亚非拉团结为重心，结合传统的国家间双边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实践一贯的重要方向之一。

202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合作观念。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以和平协商为基本途径，不但依靠传统的双边外交，也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区域联盟等多样、多边的合作机制，促进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实现“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实现“集体安全、永久和平”。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不久，伊朗与沙特在北京举行对话，并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展开各领域合作。从谈判现场的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到，三方会谈的桌子被整齐地摆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中国、沙特、伊朗三方代表分别落座一边。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从视觉上便与传统大国主导下的双边合谈区别开来，颇能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广域空间合作角度上对新型多边关系的构想。

这种从中国视角出发对自身命运与现代全球秩序的思考，包含了对全球秩序关系中不平等问题的自觉，也包含了对如何实现多样性全球化所需的国际性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机制保障的思考。全球南方的再回归，其背后重要的现实基础就是，中国对自身是全球南方当然成员的坚持。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这一表态的背后是对全球秩序中霸权关系的反思。从霸权中心出发，对战争、和平与发展的理论与制度性思考，往往与自上而下的干涉主义、经济援助、全球治理等法律和技术话语密切相连。而相应的，中国表述国际秩序关系的政策性语言则更多倾向于围绕着“平等”问题展开。这一基本认识与秩序理想，充分体现在中国一直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表示，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被放在第一位的平等原则，可以说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前提。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谈判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随着全球局势的不断变迁，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在2023年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总则之一，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核心的秩序原则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中国实践的人民民主定义为一种赋权民主（empowerment democracy），它不仅包含了对本国人民的赋权，更带有在全球秩序体系中对大小国家平等赋权的理想。

这种赋权的实现，必须包含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在工业增长方面，全球南方工业增长值从2004年占全球总工业增长值的30%，迅速跃升到2022年的56.3%，其中中国工业增长占了将近一半。这种工业增长“提现”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增长的层面上，便表现为购买力平价（PPP）的增长。与包括美国在内整体下滑的全球北方购买力平价相比，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基本保持了持续较快增长。过去近20年的现代化发展，为全球南方整体和中国分别带来了69.4%、25.7%的高额增长。

2018年，开罗。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倡议中的建设项目（图源：纽约时报）

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为全球南方既有合作机制的国际性共识达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其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同时，中国推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局。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2023年11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个平台上，主动对巴以问题发声，表明中国立场，呼吁形成促和国际共识，无疑是中国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发挥更大国际作用，为南南合作机制“赋能”的积极行动之一。也正是在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所推动的全球平等合作、实现各国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那个自“万隆时代”便开始形成的、真正的多样性全球化，开始重新走上人类现代化发展历史的前台。

结语

围绕着“第三世界”“亚非拉”“全球南方”等概念的竞争，是对世界大变局政治现实的反应。其间，多种政治现象确实存在着霸权竞争的色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进程中不存在积极的政治力量。中国积极主动团结亚非拉国家，参与对“第三世界”“亚非拉大团结”“不结盟运动”“全球南方”等概念的讨论，并用实际行动真诚支持并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构建南南合作的国际机制，推动全球化真正朝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中国诸般政治与思想行动都为“全球南方”“第三世界”等话语注入了新思想与新政治动力。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重新为全球南方谋求平等与发展的诉求提供了政治动力。这也为我们的理论工作提供了新方向。作为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探索全球南方现代化实践经验及其诉求，填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能动性研究的不足；在更多样的秩序理想、世界观与历史实践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发现可以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同时，在这个更广大的知识基础上，为现实中的大国互动、大国与小国关系以及南南合作关系构建一套更为普遍、系统的叙事体系。这是新时代理论工作者对中国、对世界的道德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