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形成

人们通常会将20世纪80年代视为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退潮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趋势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始大规模铺开。与之相伴的是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的去社会主义化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以及亚非拉诸多国家开始陆续建立新自由主义政府，推动各自的国家与地区改革，并开始深度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

从全球秩序的视角看，我们不妨将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历史进程视为其对全球化国际规制的垄断过程。这种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政治、经济、法律国际机制的垄断，打破了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多样性全球化的格局。在此情形下，一种浓厚的胜利主义情绪开始席卷全球北方的学者，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开始在认识论层面更深刻地渗透到人们对世界整体秩序的思考之中。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强调全球流动、国家退场、彻底推行市场决定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在全球急速推进。而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垄断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将一种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展出的现代化历史观、秩序观推向了全球。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决定论史观最为人所熟知的庸俗表达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对“历史终结”的论断。福山强调，“过去10年”（1978年～1989年）的历史发展让人意识到，“一种非常根本的变化开始在世界历史中发生”，除了“西方自由主义之外，世界上再无任何有效的系统性替代方案”。这种“西方与西方观念的胜利”以“过去10年中世界上两个最大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潮流变迁”为重要标志。

相比福山这种庸俗的胜利主义论调，同时期的其他许多美国政治、历史学者们则将西方中心主义秩序观隐藏在诸如多元现代性、大国兴衰等的论述中。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基于一种政治想象，即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人迈向现代和工业文明的步骤必然会遵循一个统一的、由西方谱写的逻辑。

多元现代性体现在艾森斯塔特对现代化的论述中，他将“抗拒”与“变迁”这两个历史关系作为论述的基础并强调，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发源于17～19世纪的北美，随后扩散至其他欧洲国家，于19世纪、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在这个进程中，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传统与社会组织形式的历史性差异，造成了现代化发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的巨大差异。

对艾森斯塔特而言，现代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西方现代化全球扩张进程的反应之中。他认为，现代化从西欧向全球的扩展，是一个“新型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这种体系的扩张伴随着对“传统的”统治者们的挑战，作为回应，这些传统统治者们需要被迫开展各自的“现代化计划”，其目的是要“自立于新的国际体系之中”。而在这个对冲击进行回应的过程中，由于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都必将面对社会动员、结构分化、城市化、工业化等普遍问题，因此这些传统社会中也会出现新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既能“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组织建立关系”，也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对统治者形成挑战。

可以看到，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的论述背后，仍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这里的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体现在对“国际体系”观念的宰制上，以及那种以欧洲历史经验为基础，对现代化“国际体系”组成单位及其特性的普遍性的总结上。这种“国际体系”被视为是必然的、客观的、唯一的。同时，他的一元论还体现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上，强调现代化的政治表现是注重“利益取向”与“非意识形态的政治效忠”，现代化的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公民投票和代表们的欢呼不断地寻求被统治者的政治支持”。在艾森斯塔特提出的这个前提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差异性结果，并不是因为这种“国际体系”本身存在任何结构性的不平等，而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固有的文化、政治、经济差异在与“国际体系”接触中，出现了冲突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在认识论层面还体现在“大国兴衰”的相关学说中。“现代历史中的世界性大国为什么会兴起，又为何衰落”？1987年，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大国兴衰”这个命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迅速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

在这本500多页的书里，肯尼迪尝试勾勒一个从“1500至2000年”的宏大趋势，并开宗明义地假定，“所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家，都必然会谋求进一步增强其财富与实力，以期成为富强国家，或保持其富强地位”。然而，这种国家之间权利的消长，势必引发军事冲突，进而直接导致某些国家的消亡。由此，肯尼迪提醒美国不要重蹈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的覆辙，将“帝国战线拉得太长”而最终导致自身衰落。简单说来，肯尼迪的核心观点就是：国强必霸，国霸则衰。

然而，很少有人追问，这个论断究竟有无普遍性？不难发现，肯尼迪的论述，基本是基于对少数几个现代化“大国”的倒叙性分析。肯尼迪给出的理由是，全球性的大国军事竞争与技术变革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展开。实际上，肯尼迪对“霸权兴衰”的兴趣，也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现代化、全球化秩序想象的垄断密切相关。

与这种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全面霸权形成相伴随的是，“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替代性全球化模式的消退，且这种消退也是全面的。曾经被视为具有影响全球局势走向的、具有“独特政治文化”的、作为“第三股力量”（third force）的“第三世界”，开始在全球思想界中面临衰退。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讨论“第三世界”意义的全球北方学者，也开始修正他们的认识，通过“全球南方”、“发展中”与“不发达”国家等概念，将亚非拉国家重新编织进一个整体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叙事之中。同时，在这个经济胜利主义的叙事背后，全球北方的学者也不忘传达“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而对那些曾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充满理想的人来说，这个新自由主义化的时代意味着“万隆时代”的“终结”。这一终结似乎也反过来“印证”了新自由主义宣布世界“别无选择”的预言。

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反抗者的中国式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现代化、全球化机制的垄断，实际上并没有其表现的那么坚不可摧。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上刊载了罗荣渠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一文。文中格外强调了从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建立现代化理论，并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及其方向的重要性。

在该文中，罗荣渠将当时既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划分为5个流派。但是，他强调，这种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并不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独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传统中也有对此的系统性解释。但是，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政治的影响，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加关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社会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在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压迫，发展问题还无法被提上思想议程。在此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发展与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始终被搁置。进入1980年代，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旧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诉求高涨，这一系列的时代变迁促使发展与现代化问题走上历史前台。

罗荣渠承认，全球一体化趋势是客观现象。但是，单纯夸大“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来抹煞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增长”，显然“都是错误的”。全球化作为一种基本现象，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国开始普遍联系起来，“世界生产”更开始变得与“世界贸易”同等重要。同时，科技、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因此，社会科学必将需要对这种现象作出回应，“重建国际新秩序”。而这种“重建国际新秩序”的理论讨论，除了要吸纳西方资本主义经验与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中，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现代化实践与问题的研究探讨，丰富并创造一个“马克思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换句话说，在1980年代，当西方知识分子正在兴奋地尝试进行“西方自由主义”对全球化机制与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垄断叙事时，罗荣渠等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有意识地要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逻辑下，将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从所谓“历史的终结”的地位上，还原为其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本质；同时，也尝试在这个普遍逻辑中，将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实践，纳入到人类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探索进程中。

不难发现，当1988年罗荣渠提出进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探索的时候，他便清楚地意识到了现代化的两种思想传统与实践道路：一种是资本主义式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同时，他并未将两者决然地对立起来，而是希望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接续社会主义的脉络，并对当代西方的全球化、现代化作出回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从1980年代开始之初，便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重要的理论特点之一，就是在全球性的对第三世界全球化实践和通过南南合作实现国家自主发展的反感与彻底失望的浪潮中，有意识地将中国现代化作为全球南方现代化、全球化实践的当代延续，并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视为一个可能推动建构“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系统理论”，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理论发展的重要堡垒。正是因为这承上启下的理论的存在，才使我们今天得以发现，那原本似乎坚不可摧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文化霸权，即便在它宣称的胜利之初，也已由中国撕开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