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南方”与作为文化霸权的现代化理论

叙述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问题的“全球南方”，实际上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内涵。在这里，实践层面上的全球南方，体现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处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经济与政治霸权宰治下的国家，对如何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减少不平等这些现实问题的实践探索。这个探索工作始终在不断进行。理论层面上的“全球南方”讨论，则是围绕着全球现代化发展问题所展开的，对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等观念的理论化叙事。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对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化建构，均来自于“全球北方”知识分子。这种状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文化霸权。打破这一文化霸权，需要我们系统性地反思既有理论中的目的论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建设性地思考一个更具辩证法意义的现代化秩序观。

今天，全球南方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将全球南方问题推上了前台。而对全球南方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建构，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当前，讨论全球南方问题的理论核心在于讨论全球南方现代化问题。既有的诸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全球南方为什么不发达的逻辑。但是，在今天的现实下，全球南方为什么能够发展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追问，同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宰治下、作为全球南方一份子的中国，又为何能够实现发展？这种发展与既有世界体系，以及与这一世界体系演变的动态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发现全球南方发展实践背后普遍性的规律，并对其进行概念化、系统化、逻辑化、普遍化的表述，进而与人类整体现代化哲学讨论形成对话，并将其内涵向前推进，这些都是既有发展理论、依附理论没能很好地解决，而亟待今天中国与全球理论工作者予以解答的迫切问题。

对南方问题进行语境化，将其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发展过程中来理解，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对今天全球南方的现代化问题进行理论化。总体来看，全球南方问题本身包含了3个层面的内涵：对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发展不平等现象的认识（是什么），对导致不平等原因的理论探索（为什么），以及对如何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道路探索（怎么办）。而对这组问题的探究远早于对南方问题的发现。

近期，美西方炒作“全球南方”概念，制造新兴大国隔阂、诱拉分化发展中国家群体，鼓动“新冷战”（漫画：刘蕊）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从来都不缺少解释发展不平衡现象、促进发展的理论与制度性构想。这些构想主要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知识分子，且带有强烈的决定论与目的论色彩。在19世纪欧洲全球殖民扩张的进程中，促进殖民地文明与社会发展、对“蛮荒之地”的发现与开发，始终是殖民宗主国用来佐证扩张与干涉合法性的理论语言。这种以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为物质基础的发展话语，同样也成为了一种文化霸权，同时规训着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世界认识。

早在1839年，当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在牛津大学开设关于英国殖民地问题的系列讲座时，殖民地贸易就被视为能够带动殖民地经济繁荣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种发展主义的逻辑下，由强国推动的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发展被赋予了历史哲学的内涵。因为在其看来，商业的发展能够带来文明的进步：殖民地贸易的繁荣推动了殖民母国工业发展与财富积累，而这种发展又能反过来进一步继续促进全球殖民地的经济与文明进步。不难发现，对梅里维尔而言，贸易是殖民经济体系的核心，而在早期欧洲殖民帝国全球扩张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土地攫取，则退居从属地位。对当时的英帝国而言，“贸易而非统治”（trade not rule）被认为是一个更加合算的霸权模式。一种在英国帝国史研究界极为流行的观点甚至强调，英国的全球霸权秩序，是一种仁慈、和平，且能促进全球发展进步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同样的殖民帝国发展主义逻辑，在19世纪晚期，透过“文明使命”的叙事，得到进一步强化，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委任统治”（mandate）制度获得了国际普遍性与形式上的合法性。这种叙事强调，中心对边缘的霸权干涉与“委任统治”，实质上是“文明”国家对欠发达、不发达的“野蛮”和“半野蛮”人群的使命，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得以加入人类“文明国家大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既有殖民霸权秩序遭到了空前挑战。这种政治现实促生了西方学界对“第三世界”概念的理论兴趣。这种兴趣从理论根基上，延续了19世纪发展主义的思想脉络，但在表述层面，则创造了一系列殖民色彩不那么明显的新词语。诸如“南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等概念，都是“全球北方”知识分子尝试描述并解答发展与发展不平等问题所创造的概念。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在美国成型。其核心目的是给百废待兴的战后国家——特别是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勾勒一个人类发展的普遍道路。这种理论话语，一方面，旨在摆脱欧洲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负担，另一方面，也明确希望与苏联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所区别。早在1960年罗斯托（W. W. Rostow）便提出，经济增长五阶段理论能够帮助人类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China and the nations of the south）通向成熟的时间轨迹。这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划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罗斯托强调，全球“南北问题”（north-south problem）是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经济成长的历史并不因“民主的北方”取得了发展而获得成功。只有当广大的南方国家也获得同样的经济腾飞之后，这个人类共同的成长才算结束。这个全球向着“民主的北方”看齐的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被罗斯托称为“现代化”。

新自由主义国际机构霸权下的“南北问题”

在美国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诞生的“南北问题”，本质上描述的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亚非拉诞生的大量从欧洲前殖民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在实践中，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贫困落后状况，提高国民生活与教育水平，打破发达国家垄断，在政治独立之后，真正建立其去殖民化的经济与文化。这类经典现代化理论就不同地区的发展问题基本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这在罗斯托极具影响力的现代化五阶段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经历了20余年的全球发展探索，进入20世纪80年代，按照“标准答案”发展的亚非拉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非但没能缩减，反而愈发增大。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问题再次进入了全球北方政治与知识讨论的前台。

1979年由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l Issues）发布的《布兰特报告》（The Brandt Report）便是对当时这种状况的回应。19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危机的直接触因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欧美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伴随着此次南北方国家政治关系的恶化，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开始出现严重的危机。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球北方工业国家在全球南方不发达国家处获取的经济利益急剧降低。一方面，这是由于发达工业国家本身经济增长乏力。自1973年原油价格暴涨后，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猛跌50%。到了1979年，OECD国家中的失业人口已经高达1800万。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大幅波动的国际汇率，以及这些发达国家内部与日俱增的保护主义倾向，直接导致了国际主要市场大宗商品与零售贸易价格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也未能在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捆绑中获得有价值的增长。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约有8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超过40%的全球南方人口无法得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保障。结构上，全球南方国家严重依赖农业初级产品、资源出口的状况非但丝毫未有改变，反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经济危机而引发的价格波动，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

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布兰特报告》强调，需要进一步推动“南北合作”以摆脱这一困境。这份报告表现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在起草报告的委员会人选上，除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全球北方国家人选外，也包含了来自科威特、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从形式上体现了“南北合作”的报告主旨。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多元并不能掩盖这份报告背后强烈的全球北方视角，这也是这份报告的第二个特点。以当时全球北方工业国家最关切的能源问题为例，虽然报告结论强调，迫切需要考虑产油国和石油消费国之间的需求，但是在报告最后提出的能源紧急应对方案中却基本只反映了全球北方国家的迫切诉求。例如，方案的第一条就强调，“保障原油的稳定供给”。此外，该报告的建议还包括“稳定原油价格”“发展替代型与可再生能源”等。

总体来说，《布兰特报告》对“南北问题”的基本认识并没有跳脱出西方传统的经济秩序框架。报告将“经济力量”视为一种抽象的规则，不受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的影响。因此，从报告给出的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主权国家政府能够扮演的能动性作用。相反，在结尾部分，报告将主权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视为“衰退和失业”的结果，而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产品出口造成损害。同样，报告还强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保护主义会削弱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降低贸易壁垒，全面拥抱“自由贸易”政策，全球北方国家则需要利用其资金优势，向全球南方国家大量注入资本。这一南北合作的经济方案，毫无疑问已经开始具有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的雏形。在报告刚刚提出时便有学者指出，这份南北合作倡议中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毫无新意”。

长时段地来看，1980年代全球北方对“国际机制”的热情与19世纪中后期英帝国对“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推崇在内在逻辑上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旧的以国家强力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虽然有价值，但是其作用越来越弱化，且维护安全的成本高昂。而在全球贸易推动下的相互依存可以更好地完成发展使命，促进全球和平。对这一时代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而言，英国的全球霸权虽然也依赖全球海洋贸易与金融体系，但偶尔还需要对外使用武力；而对美国而言，其全球领导地位需要在不依赖武力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

当全球南方开始以国家的联合为方法，对全球北方的霸权发起有效挑战时，全球北方则开始强调去国家的必然性。全球北方认为，国际机制的完善必然意味着国家霸权的逐渐消退。然而实际上，看似隐退的霸权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北方国家对诸如IMF、World Bank、WTO等国际经济机制，乃至对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政治机制的垄断上。与此同时，透过国际机制向全球，特别是向全球南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又进一步消解了全球南方国家在20世纪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积累的国家能力。在这一条件下，全球北方国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也确保了其能更好地通过国际机制来实现对挑战者的整合与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