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符合美国利益的，才能被冠以“人权”的大旗，只有同美国进行合作，才能被授予“全球合作”的名声。这无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违反联合国精神的战争宣言。它的核心是陈旧的、由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者们创造的干涉主义。它也将重复两次世界大战始作俑者们的罪恶，将战争的阴云重新笼罩在世界，特别是不被视为“盟友”的、广大受霸权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之上。

有意思的是，在与古特雷斯的会见中，拜登称赞美国和联合国之间的“牢固伙伴关系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的”，这种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一时倒让人错愕：“美国和联合国”“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那联合国遵循的“价值观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相比之下，在习近平主席同场发表的简短讲话中，“合作”出现了8次，“多边”出现了5次，而“进攻”与“盟友”这类充满军事同盟暴力色彩的词语则从未出现。相反，“不对抗”、“不排他”、“摒弃小圈子”、“和平”、“发展”等议题，则是组成中国多元化、多边主义秩序观的主要部件。

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留给下一代最好的礼物

今天的联合国已经76岁，它的肇始则是80年前的《大西洋宪章》。作为联合国的雏形，《大西洋宪章》本质上是美、英、苏之间的战时同盟。在它从一个大国战争同盟，转向为一个希望推动国际秩序和平与平等发展的组织的过程中，来自于广大亚非拉世界对霸权主义的抗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一抗争历史中的关键一分子。

就在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前的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后来题为《论联合政府》的长篇报告，为战后中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勾勒了一幅较为细致的图景。报告中强调，中国人民欢迎各国政府与中国“订立平等新约”。但是，毛泽东同时强调：

“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绝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

同样是谋求人类普遍的繁荣与自由，毛泽东点出了一种与帝国主义者“教化”路径截然不同的方案。这种方案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最后公报》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公报》中强调，万隆国家期待的国际平等秩序，需要以各个国家的自我解放为基础。而实现这种解放的路径，需要通过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互助达成。这种合作与互助的前提，是对普遍存在于亚非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反抗。

正是在对反抗本身多样性的认可，以及寻求共识与合作的理想基础上，以反帝与反霸权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第三世界运动，才真正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世界平等政治秩序的起源。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第三世界将联合国从一个大国军事同盟，转变为谋求人类普遍利益的民主平台。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图片来源：新华社

亚非国家间的国际合作与互助尝试，还首次将平等纳入到现代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在“国际主义”的合作与互助基础上，构想了另一种全球规模的秩序。在这种秩序想象中，独立民族的兴亡并不必然遵循“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准则，它更进一步体现了互助与创化的组织原则与目的论理想。随着亚非国家在社会历史变革与重新认识自身“民族”传统的互动中，去殖民历史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一种建立在作为独立主体的“民族/国家”与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的共同命运基础之上的、互助的世界秩序想象，对西方中心的帝国主义叙述进行了祛魅。

在西方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叙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被描述为一个规则的破坏者。这种帝国主义态度，在拜登的联大讲话中也有明确体现。除了北约之外，他格外强调了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形成的“四方伙伴”关系，并强调这个联盟在应对“健康安全、气候与技术”挑战时的重要意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拜登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了近些年在压制中国行动中，美国的重点打压领域。

就在此次联大召开之前一星期，美国便伙同澳大利亚和英国，成立了一个以压制中国为任务的政治-军火同盟，甚至不惜挑战《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向澳大利亚输送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核潜艇，尽管目前尚未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武器，但“战斧”毕竟是可以使用核战斗部的。这种一面鼓吹和平、繁荣、自由，一面扩散核武器的“人权”表演，本质上是对战后艰难形成的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平等秩序的直接蔑视。

美国所描述的全球“普遍秩序”，是一个在霸权暴力威慑下，以美国为君主的专制主义秩序。美国这个拥有5550枚核弹头，军事预算占全球总军事预算40%，在全球共有600余个海外基地的“暴君”，将中国这个仅有320枚用以自卫的核弹头的国家，描述为极大“威胁”，并极力希望将中国拖入“新冷战”的现象，无疑向世界再次展现了自由帝国主义谎言背后的霸权本质，展现了隐藏在自由、进步、普遍人权说辞背后，那种干涉主义的暴力本质。

虽然拜登极力想要在内政与外交场合中，塑造自己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他的联大讲话中，拜登向美国的所谓“盟友”们喊出了“我们共同领导”的口号，宣称“不断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迎来一个“不断外交”的“新时代”。

然而，拜登政府的军事预算却与特朗普政府没什么两样。在拜登治下，美国2020年的军事预算高达7780亿美元，占全球各国军费总和的40%。在拜登政府的军事预算中，仅仅有关核武器的预算在过去的一年里，便比前任政府增加了1130亿美元。此外，在拜登政府提交的军事预算中，继承了特朗普政府12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项目，也从实质上继承了前任政府大肆在全球“盟友”中进行核武器扩散的思路。

“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这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傲慢宣言。当拜登的美国说到战争时，它将会用“和平”与“人权”来装点暴力。当拜登的美国说到党同伐异与霸权军事同盟时，它将会打着全球合作与维护秩序的旗号。这当然不是拜登的创造。在过去的30年里，从科索沃到伊拉克，再到利比亚、叙利亚、阿富汗、委内瑞拉、海地、古巴、伊朗，在全球每个遭受动荡与苦难地区的背后，都有打着自由与人权旗号的美帝国的影子。

用枪炮与制裁传播和平与繁荣，这个诡异的帝国主义逻辑压迫了全球数百年，并为现代世界带来了两场全球规模的战争。如今，“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霸权秩序下的和平必不能持久，未来终究是在霸权反抗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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