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盟南方，连接欧亚非三块陆地的地中海上，来自非洲与阿拉伯国家的难民们开始乘着小船，离开他们动荡与贫穷的国家，冒险穿过地中海，来到欧洲谋求生计。2015年9月，叙利亚3岁男孩爱兰·科迪陈尸海滩的照片席卷了全球主流媒体的头版。在那之后，查理周刊恐袭，以及年末爆出的伊斯兰国“圣战约翰”真实身份，都让欧洲人发现，那个本应当在自己城门之外的他者，实际上早已是自己社会内部难以割裂的一部分。

这张照片，击碎了欧美的“圣母心”。来源：维基百科

美国与其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在十多年之后，在本·拉登死后，反倒更让“恐怖主义”在欧美社会内部生根发芽。很快，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中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开始获得更大话语权，英国也启动了退欧公投，在成立了22年的欧盟里，裂痕也变得越来越大。一切仿佛在重复一百年前的故事——直至分崩离析到来的那一刻，一切都显得欢乐无恙。

随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正式公投决定退欧开始，以一场至今为止还未平息的大瘟疫结束。由911开启的这场自由帝国主义的漫长衰落，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头，便迎来了它最黯淡的高潮——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

今天世界的霸权者们与一百多年前他们的前辈们可能并没有什么两样。在1902年留下的遗言中，著名的南非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对英国人说，自己坚信“我们是世上第一种族”，他赤裸裸地表示，“我们占地越多，越有利于人类”。这种用枪炮、屠杀、垄断与暴力为世界“带去文明”的种族主义帝国观，至今为止仍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然而，关于罗德斯的另一个轶闻则比这种堂而皇之的道德叙述更能说明霸权的本质。就在19世纪下半叶，当经济危机扫荡全欧时，罗德斯在伦敦东区目睹了一场工人阶级失业者们举行的街头大会，失业者们高喊“给我们面包”。从那以后，罗德斯便深切地认识到，为了避免英国本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内战，为了避免本土的阶级冲突，唯一的出路便是成为帝国主义者。通过寻找海外的敌人并进行经济扩张，以亚非拉地区的永久不发达为代价，将本土社会由于不平等引起的矛盾尽可能地向外输出。

这张著名的漫画“巨人罗兹”，讽刺了1892年罗兹宣布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铺设一条电缆的计划。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以对外扩张和海外霸权为基础，以加剧亚非拉地区的不发达与本土社会发展不平等为代价，以战争或经济制裁为武器，维护霸权集团的垄断利益，这是自19世纪以来，导致全球不断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快速往复的基本原因。甚至到了今天，英美的政治也围绕着两者展开。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这场全球性变迁，早在20世纪末便开始酝酿。以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为起点，霸权集团的垄断利益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快速渗透到全球多个层面。而与之相伴的矛盾力量，则是在西方世界开始几乎同时出现的，来自政治左翼与右翼的反全球化诉求。同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后的12年，全球社会不断出现的动荡，也是对这种霸权格局不稳定性的反应。

从9·11至今，整整20年。在这20年中，我从一名学生变为了一个大学老师。我在欧亚非大陆上学习与生活的轨迹，恰好也同这20年的历史变迁，发生了空间与时间上的重合。我目睹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霸主们，从21世纪初南海撞机时的傲慢，到刺杀本·拉登时的骄横；从“阿拉伯之春”时的虚妄，到叙利亚内战时的跋扈；从难民危机时的虚伪，再到新冠流行时的狂躁，这些旧时代的霸主们从未停止寻找新的敌人，贩卖新的神话。在这些霸权的神话背后，同霸权的对抗也从未缺席。

几年前，在给一门讨论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关系的本科课程备课时，我看到了历史学家杰里米·普利斯霍德一篇讲述本·拉登形象在蒙巴萨传播的文章。文中提到，2002年他在蒙巴萨访问了一名普通肯尼亚青年。这名青年掩饰不住他对本·拉登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这名青年说：“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本·拉登。”杰里米·普利斯霍德随后分析，这种态度背后的逻辑应当是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边缘化的人群，对西方干涉主义、对自身处境不满的自然表达。本·拉登策划的那场在全世界媒体镜头前的袭击，也恰恰促使他成为了所有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压迫人眼中，嘲弄霸权的符号。

普利斯霍德的故事当然不是替恐怖主义辩护，它向英语读者们展现了霸权逻辑中彻底被忽略的层面。在霸权者描绘的世界秩序神话里，没人会注意到那些被干涉主义矛头所指的人们，那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繁荣景象之外的边缘人，更没有会想到那些在霸权的繁荣下，支撑一切，却被压迫的劳动者。

新自由主义帝国得以实现其全球化霸权的底层逻辑之一，是宣布这个世界除了拥抱新自由主义秩序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底层逻辑得以大行其道的历史前提是苏联解体。在那之后，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者们，“将他们的生存条件强加于社会”，在“自由”的谎言下，他们试图将一个原本多级的世界变成只利于霸权者生存的样子。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压制第三世界自主发展走向工业化的努力。

新自由主义帝国的霸权不仅限制了我们在现实中自力更生的选择，也禁锢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由此，他们在过去的20年中，在全球各个角落，促生了大量没有希望的反抗。我们看到了那些以扰乱生活为手段，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的抗议；我们也看到了法国旷日持久的黄背心游行，印度穆斯林妇女争取公民权力的斗争，以及美国黑人对种族暴力的示威。我们更看到，宗教极端主义在信仰伊斯兰、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社会中，都开始迅速增长，并在许多地方都与各种形态的种族主义相结合，将排外的暴力当做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武器。

9·11之后的20年，资本主义世界已成为了一个火药桶，自由帝国主义用以支持军事干涉主义的人道修辞已经失去了信誉，横扫西方社会的新冠疫情更让“别无选择”的神话显得岌岌可危。最近，一群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主义者们，从中国与第三世界再次看到希望。他们以“国际宣言小组”的名义，写下了题为《通过多极化走向社会主义之宣言》。《宣言》的结尾写到：

“我们的世界及其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巨大的资源，只有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才能维持这种多样性。虽然和平、发展、平等、正义、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观，但并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相反，世界必须不断交流，相互学习，分享进步的成效。”

这段话，不免让人想起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时，屡屡会用到类似“向你们学习”与“自力更生”的说法。“你们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1967年，毛泽东主席向希望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热切寻找反对帝国主义方向的秘鲁、厄瓜多尔共产党学习团以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讲了上面的那句话。

这种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间的互助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泽东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经验。世界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但“并不存在普世的政治模式”。自由帝国主义衰落的20年，世界不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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