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是我们的武器”：心理战与媒体

实际上，在NSC68号文件之前，还有另一个重要文件——NSC59。该文件于1950年3月成型，其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心理战”的重要地位。

文件强调，心理战要由国务卿负责，其任务就是回应主要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挑战。接下来，包括之前提到的“真相运动”在内的一系列举措，都被称作“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是1950年开始的的“特洛伊计划”。该计划的核心任务是寻找对抗苏联干扰VOA广播信号，将美国宣传送入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方法。计划由美国政府外包给麻省理工的国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和兰德公司，三家合作。从这三家研究机构中，调出最精英的人才、学者，组成临时小组，不再做日常教学、研究，而是专门针对反苏联信号干扰与信息审查工作进行技术攻关。

参与该项目的人员除了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俄国历史学家之外，还有物理学与电子工程等方面的科技专家。项目最后成果报告多达4卷，其中有3卷半为具体对策报告。研究提出，应当从技术和政策两个方面应对苏联干扰。强调除了加强信息技术研究，通过技术手段绕过苏联对西方广播进行的信号干扰之外，还提出通过制造大量信息使苏联信息审查系统过载的方法。这些即便是在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心理战、信息战中也是经常见到的手段。

这场信息战争跟其他战争最大的共同点在于：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中央组织，集中调配各个领域力量，非常高效地将人暂时集结在一起，针对特定问题做出回应。在和平时期，用战时模式，进行国家之间的宣传战争。

特洛伊项目最后的报告中还强调，这一场电磁战、信息战、政治战，其最核心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参与该项目的成员之一，后来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学学科主任，Robert Morison建议：要对受苏联、和受其影响的区域进行渗透，硬碰硬不是好方法。要把精力放在苏联还未顾及到的发展中地区、国家，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美国自由民主的召唤。方法便是招募一批年轻人，去那些地区生活2-4年，为那些地区的农村和被中央政府遗忘的、在边缘的人口，带去改良后的公共卫生技术和农业技术。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用个体行动传播强调个人尊严、公平与自主的“美国精神”。这也就是后来肯尼迪政府时期成形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

“特洛伊计划”提议，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应有持续性，且不能通过政府资金。因此，诸如福特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福特基金会通过无息贷款和项目基金等方式，连续自助了包括麻省理工国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以及兰德公司的多项相关研究。涉及领域包括心理战、信息政策、民意调查、媒体文化研究、传播与信息技术等。

参与“特洛伊计划”的人中间也产生了不少后来对美国政治、学术及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例如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斯托（Walt W. Rostow），他提出了在越战中针对越共控制的某些核心农业产地，进行精准地毯式轰炸，以消灭越共整体能力，获取越战胜利。此外，还有McGeorge Bundy，他是70年代福特基金会主席，也是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特洛伊计划”培养了一大批信息控制和传播领域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学术圈和政界进行流转，使得政府对于信息流动掌控的能力大大增强。

当然，这群人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美国二战时期的情报官员，承担着宣传美国形象、对抗纳粹的任务。早在1943，战时美国便提出“美国国家形象投影”计划。计划目的之一是“管理所有远程传播媒体的生产”。管理者也是信息唯一有效的来源——美国政府。

政府的信息管理机构不仅有管理功能，还有生产功能。它界定一系列的核心议题，比如：什么是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需要表达给世界的形象。信息生产者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方式，但表达的内容是一定的。在他们的界定里，硬实力和道德，是美国形象的两个核心。

《独立日》总统演讲片段

参与美国国家形象投影工程人员，则主要来自两个领域：广告和公关。他们创造出了一个信息流动的闭环，定义了公共信息传播的四个相关领域：公共外交——对外交往讲什么故事；信息技术——包括电子技术、干扰对抗等等；情报，就是黑宣传——煽动敌人，做“战忽”；主流媒体的新闻传播。这四个领域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可以很有效地发挥功能。从好莱坞到一般广播，都在为美国形象的塑造服务。

50年代美国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Edward Barrett 写了一本书，书名叫 《真理是我们的武器（Truth Is Our Weapon）》。他认为这个武器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说服他人。美国建立的这个信息体系，在战时（1943）由战时情报局主导，可以很好运作，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到了1953年之后，四个部分的信息宣传的职能被拆分了。公共外交给了国务院，情报煽动由CIA负责，新闻传播交给了美国新闻处，现在改成了美国新闻署。

今天我们来看这种宣传策略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种机械的泰勒主义式的态度。这种态度相信，传播、信息、意识，是可控的，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特定事务与观点的认识，都是可以被机械地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