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demic的概念与危害

世卫组织对infodemic的危害有清晰的认知。世卫组织下设“健康危机项目传染危害管理项目”。该部门专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谣言可能造成的危害。据该项目主任Sylvie Briand认为：

“每次传染病大爆发都会伴随着某种信息海啸……但是，这一次（新冠全球大传染）的不同在于社交媒体将这种现象放大了……在传染病大爆发时，最要紧的事情之一是确保人们会做正确的事情，控制疾病传播，减少其对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每当人类面临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在社会中流传的相关谣言，都会使得社会对抗公共危机的效率大大降低。对此，世卫组织的应对机制是，与三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建立联系，自上而下地通过传递官方信息，改善信息传播途径，以及过滤谣言的模式，应对谣言的影响。这些组织包括：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红新月组织等国际组织。这类国际性组织不但在普及教育与传染病防治方面，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同时，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他们原有的网络，在全球欠发达地区，及时传播关于疫病的研究成果和防治方法；

（2）各国政府。其目的是利用国家力量，强化可靠信息，并探索用法律手段处理虚假信息的方法；

（3）私人公司。通过与谷歌、脸书、Pinterest、抖音、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公司联系，建议他们在自己的平台上，传播真实、可靠、有效的信息。并通过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合理筛选与过滤。

目前我们看到，第一个沟通渠道相对比较有效。这一方面由于世界卫生组织与这类国际组织之间已有成熟的合作机制，相互能够有效配合；另一方面，这类国际组织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地区恰恰也是国家能力较弱的亚非拉地区。世卫组织在这些地方有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具有一定深入基层社区的能力，同时这些地区地方政府与社区居民的配合度也很好。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原本我们比较担心的欠发达地区，在这次疫情第一波全球传播的高峰期间，防治表现要好过欧美。

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态度，居民对防疫工作配合的程度，以及国家与地方与基层单位之间联动的紧密程度，都会对第二个渠道的沟通效果造成千差万别的影响。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此次疫情中，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程度低的国家，也是各种谣言与阴谋论传播影响最大的国家。

最后，世卫组织与私人公司的合作除了存在上述与主权国家政府合作类似的困难之外，也受到公司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没有实际法律制约能力的国际组织，世卫组织仅仅能在诸多问题上提出建议，而具体执行仍旧依赖各国政府以及私人公司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感。虽然诸如谷歌、油管等平台都对新冠相关的信息做了视觉标签处理。例如，谷歌搜索新冠相关信息，所有来自当地中央政府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均会被自动推到页面顶端，并附有一个标红的“COVID-19”警告标签，下含多个政府及世卫页面有关新冠防治、疫情进展等关键消息。

相比之下，同属谷歌公司的视频网站油管的视觉标签处理就显得暧昧不清。所有与新冠相关的视频下方都会有一个标有“COVID-19”的超链接，需要观众自行点击到各类官方网站上获取进一步信息。然而，对油管的观众来说，从视觉上来看，这种标记法无法立刻区分世卫官方信息与许多与新冠相关的阴谋论视频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有关新冠的大量阴谋论信息，恰恰是在油管、脸书、推特等内容与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的。

此外，这种自上而下对信息的“管理”工作，并不能真正有效对应阴谋论的传播。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手段过滤了信息，并努力强化“正面”与“官方”消息。但是，从接受者层面来看，这种挪用线下社会层级管理思维对线上活动进行管理的方式，仍旧遵循了“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即信任个体会在一种假定的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基础上，做出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而实际上，针对新冠公卫危机进行的“信息传播”本质上是一种教育/启蒙工作，其内涵除了提供客观的“正确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入基层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工作。其目的，是调动更多的群众认识并认同何谓“正确”的价值观塑造。

但是，从目前的工作来看，管理者仅仅通过生产信息，尝试规范信息来源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教育/启蒙工作中价值观塑造的政治功能。因此，本应当扮演教育与管理功能的国际组织与政府，在放弃了具有参与以及社会组织功能的教育责任后，成为了单纯的信息生产者，需要与包括阴谋论者在内的其他所有信息生产者一起，在平台上进行自由竞争，依赖受众（消费者）的个人“理性”选择来对信息进行取舍。

同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互联网读者具有强大的趋同性。在阅读选择与社区互动方面，会倾向于寻找并接近与自己认识与见解类似的信息与群体。各类基于用户互联网行为分析的推荐算法其基本逻辑也是如此。这样，在留住了用户的同时，也在强化用户的偏见行为，形成了虚拟世界中的“科层化”现象。因此，依照现有互联网信息流动机制，特别是后台推荐算法的逻辑，无法保证官方生产的“正面信息”能够突破互联网上用户趋同倾向创造的屏障。

如果说，在正常时期，传统意义上“理性”的信息与阴谋论之间可以在自由市场逻辑下，进行漫长的博弈竞争，并期待最终会达成“优胜劣汰”的话，那么在一个迅速发展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态度便会对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存亡造成根本打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阴谋论恰恰是自由市场的必然产物。这也就彻底打破了“理性人”与“市场理性”这两个自由主义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