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公共服务私有化程度加深之外，近30年来英国公共卫生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改变。从原先社会福利、生活环境、普及疫苗接种等社会共享的公共条件上，逐渐转到对个人生活习惯的重视与强调。集体责任在公共卫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公共卫生变成从强调卫生、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教育转换到强调个人要改变生活方式。反应今天公共卫生的重要指标是人口平均寿命及人口平均生活质量，公共卫生的大量资源也越发从突发、偶发传染病，转而投向对长寿人口中慢性疾病的研究。

与这种转变相关的另一方面，是英国政府向“守夜人”的转变。我更关心的是，这一过程中，作为选举机器的政党是如何通过媒体将这一转变合理化，并在此次新冠危机中用以说服公众接受现实，进而实现危机中执政党自我免责的话术。

首先，可以看一份来自statista的调查数据。这张表调查了中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将近3000人，在4月13日至19日间对新冠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每个国家大概有700多人参与了这项问卷调查。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其他三个国家，中国民众普遍对了解新冠信息更有兴趣。这一点体现在约有35%的受调查中国人会乐意与朋友讨论新冠相关的话题，更希望获得与之相关的各类信息。同时，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中国民众更乐意从手机app上获取相关信息，将近24%，相比之下，英、美、德受调查的人口中，仅有8%从APP上获取信息。对于这些国家的受调查民众而言，电视则是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

5月10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布英国分三步走的“有条件解封计划”。图自新华社

当然这个结果也受调查人口的年龄差异影响，在中国大量的受调查人口实际上集中在30岁左右，而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受调查人口主要集中在50岁左右。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欧美国家媒体与政府在宣传话术上的有效性。从新冠流行爆发之初，英国政府与媒体就强调，这场疫情仅仅对60岁以上、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造成较大影响，年轻人则无需担心。

作为精于选举动员的英国执政党，在处理此次新冠疫情时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受众接纳信息渠道的清晰认识与熟练掌握。疫情期间，政府大量为民众所见的工作，集中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首相也多次通过电视讲话；此外通过发送信件的模式，向公众不断重复“英国政府积极抗疫”“感谢民众配合”等信息。

疫情爆发之初，英国政府积极进行媒体响应。新上任的鲍里斯保守党政府早在3月16日便宣布召开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便提出了“居家、保卫NHS、拯救生命”的口号。然而，他们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似乎启动速度要慢得多，不但至今为止未能做到机场、火车站等场所的人员测温，连给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也远未到位，从而造成英国一线医护人员大量牺牲。这一残酷现状与“保卫NHS”的口号背道相驰。

从3月19日至今，英国政府在面对这场疫情的时候，都在不停围绕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等话语口径来进行各种辩护和自我解脱，核心就是英国如此之高的死亡人数是不可以跟其他国家相比较的，但具体为什么不可以比，却没有细说。与此同时，他们说我们政府已竭尽全力去做我们该做的工作。3月16日，英国通过电视媒体向全世界宣布，由于英国技术能力、公共卫生体系、知识储备常非常强，我们政府也非常积极，所以我们将会领导这场抗疫——就在3月16日抗疫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政府已经在电视上向全英人民宣布英国将会领导这场抗疫。

同时，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保守党政府高级官员也在不断重复这一基本口径。但是，当涉及医院个人防护装置的分配、公共场所使用口罩的有效性、新冠检测不同方式的差别、英国新冠检测能力、确诊患者收治能力、以何标准指导社会复产复工等诸多与抗疫相关的具体问题时，则多以“我们用科学指导抗疫”这一模糊说辞简单带过。这种在公共媒体上对新冠危机的公关式话语塑造，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英国普通民众对疫情的认识与态度。

实质上，这次新冠危机反映出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即执政党所关心的问题更像是如何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当中保存自己的形象，并保证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胜利。将公共卫生危机作为公关危机处理的态度，也直接导致欧美电视媒体上大量出现右翼言论，试图将公众注意力转向寻找指责对象，而非专心探求科学抗疫的方案，或是向现任政府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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