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之光】

非常高兴能够身处英国疫区跟祖国人民做交流，谢谢老师的邀请。

我今天跟各位老师请教的实际上是我最近构思的一篇文章，题目初步拟为“为政以言”。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恰恰能够接续王绍光与陈文玲老师讲的问题。

从我个人专业角度出发，我觉得这场新冠危机非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打破过去30年前以来，对欧美发展模式与政治模式那种“历史终结”式叙事的迷思，并很好地呈现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选举式民主政治”对英国社会“公共性”的严重侵蚀。

5月9日，大病初愈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公园内不戴口罩、手拿咖啡的图片在网上“火了”  图自推特

首先，这场疫情至少在英国来说并不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而是被作为一场公共关系危机来处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中国政府官员不同的是，英国的政党领导人以及政府行政官员，承担的责任似乎极为有限。尤其对执政的保守党而言，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政策决定，似乎更专注于如何减少这场危机对于他们本政党的影响，同时借这场危机进一步推动一系列对自身政党政治有利的政策决定。

在此基础上，我在文章中又希望处理第二个问题，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秩序对英国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有什么影响？又对英美政党本身的行动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希望回答这场疫情是否能够暴露英美政党向选举机器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英美社会与国家政府的“公共性”？

当疫情在英国爆发之初，一项由《柳叶刀》进行的“全球医疗可及性和质量”（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HAQ）统计调查在中国媒体上突然爆红。根据这份统计，截止2016年，中国的综合HAQ指数为78，全球排名第48位。相比之下，这次疫情中出现大量患者死亡的欧美国家则均在这张排名表上遥遥领先于中国。

除了远远超过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之外，欧美、特别是英国在新冠检测能力上也体现出了极大不足。这里还有一份数据，显示各国在一个时期内新冠确诊病例翻倍所用的天数。在这张表上排名垫底的是中国，用66天，这个数字才翻倍。而排名靠前的，除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之外，欧美那些被认为是公共医疗条件与国家能力都很强的国家，也都远远排在中国前面，其中英国用了16天，法国24天，西班牙25天，意大利28天，美国29天。

此外，在收治、检测、乃至预防等各方面能力都未能跟上、每日确诊与死亡人数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英国甚至还迫不及待准备解封，并积极鼓励人们复学复工。这一切都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他们明明说自己是发达国家，但是他们在面对这场疫情时做得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要差得多呢？

这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层面上体现出近30年来欧美国家“公共卫生”观念与工作重心的转变。过去30年，公共卫生的概念在英国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与这几十年来英国推进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务私有化政策密不可分。英国的公共卫生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中期的英国国力如日中天，其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影响力也在快速形成。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公共卫生诉求，能够在政府主导下，集合多行业、多部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多渠道的、自上而下式的干涉。除了立法管理、投资公共设施建设之外，政府还发挥了教育公众的作用。这些都成为维多利亚时期政府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基础。今天，中国在处理新冠大流行时所作出的工作，更多地体现出强大国力支持下，充满着集体主义色彩的“公共卫生”模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私有化进程不但大大弱化了英国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更进一步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有限责任形象，融入进“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自我叙述中。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布莱尔的“新工党”执政时期，作为社会公共服务重要标志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更是加速被私有化，越来越多的资金与服务开始流向私人资本。随着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爆发，英国政府开始走向财政紧缩时期，NHS的资金也遭连年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