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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政治哲学的重构
最后更新: 2021-07-02 21:55:38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可惜,孙中山过早去世,蒋介石在北伐尚未完成的时候夺取国民党的主导权,并开始“清党”运动,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
孙中山先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历史此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遗愿。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对外,他投靠英美;对内,他依赖官僚资本和大地主。
日本的全面入侵让国共两党重新走到一起,共同抗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错过历史给予他的机会,狂妄地发动内战,最终落得个败走台湾的下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大党章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联合第三国际,因此党的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大党章一方面为党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等到邓小平成为党的实质性领袖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开始全面实现一大所确立的建党纲领,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
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今天的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当作天然的应得之物,但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
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印度。无论是从人口、历史,还是从发展战略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极其相似。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具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而且,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获得独立的;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的时候,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1978年的时候,印度是一个穷国,但中国比它还穷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它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高25个百分点,期望寿命高12岁,婴儿死亡率低百分之五十。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采取的策略和印度不同:中国重视为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而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等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
2020年印度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3.9%,创历史新低。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最后,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实施工业化战略,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23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4.3个百分点。
这些成就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普及为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充足且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大军,而工业的积累促成了世界工厂在我国的诞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如何评价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
事实上,自打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同治、光绪、宣统三代没有子嗣,清朝从生物意义上也该消亡了。然而,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是启蒙运动之后席卷全球的进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
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由此为工业化提供空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慢得多。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解古代社会遗留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
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建国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即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但这个过程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
当然,党在建国之后实施的巨型社会改造容易犯错误,大跃进及随后发生的饥荒以及文革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些错误留下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需要的不再是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而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眼中,邓小平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这首先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前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随后,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它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党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按照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经不再能够指导党的实践。邓小平不是一个以理论见长的领导人,他以自己的实践带领党完成从社会改造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而指导他的是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直觉。
这个直觉是什么?就是中国自己的务实主义的哲学。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事后回头来看,却是中国共产党脱离教条、走向务实的起点。
马克思成长于德国的思辨哲学传统之中,但却自觉超越思辨哲学,特别是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他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实证方法。然而,他的理论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太抽象,特别是他关于终极真理的理论,在中国这片崇尚当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难生根发芽。
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但有很多朴素的认知。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老百姓仍然很贫穷,为什么?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通过亲身出访以及聆听其他领导人出访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意识到,教条式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中国落后于周边国家,而引进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要转变党员干部的观念,必须从根子上做起。这大概是他发起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初衷。这个大讨论打破了真理的绝对性,为随后的改革打开了大门。“姓社”还是“姓资”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能否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是根本的问题。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践。邓小平的“猫论”恰逢其时: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而发生。农村改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为解决温饱问题发起的,很快就从“包产到组”演变为“包产到户”,让农村改革家杜润生都担心起来。改革之所以最终能够打消领导人的疑虑,是因为它几乎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受农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也开始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地方积极性因此获得极大的提高,为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渐进式改革也成为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特色,这在1984年秋宣布的城市改革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具体办法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量仍然使用计划价格,计划外的产量使用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定价的范畴逐步扩大。
“一物二价”,正统经济学家会立即告诉你,这是行不通的,因为黑市很快就会出现,即倒卖计划内产品。黑市和“倒爷”的确出现过,但总体而言,价格双轨制却成功了,让中国避免发生像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市场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生存空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
进入九十年代,价格改革完成,以1994年汇率并轨为标志,价格双轨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一轮的改革围绕着国有企业展开。与农村改革一样,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来自于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率先开始国企改革,原因都是因为国企连年亏损,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到1995年,中央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革在全国铺开。
上述实践都先于党的理论,主流意识形态总是追认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实践。作为对农村改革的认可,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于1993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响应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已有改革的承认,而且还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续改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九十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改革的成果也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再次修改了党章,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中国共产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
经历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变,“三个代表”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上、仅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的政党,而是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表达的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党自1978年以来完成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即政党的阶级或群体属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周边的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去政治化是党在回归中国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自此党变为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党在实践层面回归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
三、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当前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实践层面,党已然完成中国化,但在理论层面,党的中国化尚未开始。党的理论要回归中国传统,难度很大,毕竟反传统是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导思想。
但是,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刺阶段的起点上,党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是时候了。这要求党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它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和德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务实主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特质、也是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的时候,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我们才能在《诗经》里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我们就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
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之间的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务实主义会消解这种冲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的战争。
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是否合法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服务于目的,而不能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这样的制度作为终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当代中国体制实现了许多正当性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予以否定。
个人主义与秩序
现今的一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这与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观点相左。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犹如一袋马铃薯,其中的马铃薯不仅相互独立,而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社会,西方社会因为宗教团契形成了市民社会。先贤们的观点比现今流行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
因为没有宗教,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佛教曾经短暂且在个别地方打破了这种格局,但随着佛教的同化,血缘和地缘还是占据中国基层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家族与政府之间,中国社会少有其它社会团体。
在基层,主导中国社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必须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得以维系。超出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国社会就必须依赖政府来维持秩序。可以说,中国的强政府,正是基层家族个人主义所要求的,而中国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以服从权威换取秩序的表象而已。
-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与第二次文化冲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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