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

上层家庭是指那些拥有较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家庭，包括中高层政治权力拥有者、企事业单位中上层管理者、企业家、高级技术人员、院士专家教授等。

上层家庭的规模较小，但其社会关系、资源、权力等密集，他们总体性占有社会的优质资源，其资源的再生产性强，能够实现资源的相互交换和转化。上层家庭拥有这些资源，就能够保障其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稳固地位，并实现社会精英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复制。

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阶级阶层地位。他们有能力为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最好的家庭教师或培训学校，即便他们自己不能亲自接送子女上学放学，也可以雇人这么做。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不是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而是子女的优质成长、综合素质的提高。

他们一般对子女要求严格，除了应试的文化知识外，他们要求子女学习广泛的文化知识，他们以子女的“不知”为耻。他们子女学习文化知识更多的是自我修炼、自我提高的一种方式。即便当他们的子女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他们也有能力将子女送进好的学校，或者他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用参加普通中学的应试，而是直接进入西方最好的学校就读。

上层家庭是典型的“有钱有闲”的家庭，在基础教育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们希望学校为学生减负，包括减少学校作业和上课时间，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应试以外的文化知识；

二是基础教育不是上层家庭流动的渠道，而是成长的过程和手段，因而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希望子女能够得到全方位发展。

总之，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通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应试教育实现子代的社会流动，他们没有能力给子女提供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资源。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是，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以市场化教育并通过应试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上层家庭有能力在学校以外提供足够丰富的教育资源，他们希望改变传统的学校应试教育模式，以强化素质教育。

三

三个阶层虽然对基础教育各有期待，但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有一致性，主要还是把教育当作代际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对上层家庭来说，教育是精英自我成长、自我提升的方式。

教育目标不同，那么教育的制度和方式就不同。传统的应试教育制度有利于底层和中产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却无法满足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

譬如，应试教育要求学生花更多时间待在学校学习应试的内容，甚至周末和寒暑假还要补课，这就完全挤占了上层家庭着力培养子女应试知识以外的知识、能力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对应试教育和补课就有意见。但对底层和中层家庭来说，子女的时间都被学校教育给占得满满的，既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应试知识和提高应试能力，有利于在升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还能够将家长从陪伴、看护子女中解放出来，以将劳动力配置到提升家庭经济能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事务上。

以上表明，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与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是对立的，前者认可传统的学校教育，依赖于应试教育的上升通道，后者则要变革传统的学校教育，强化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

教育制度难以兼顾对立的教育需求，那么以哪个阶层的教育需求为教育制度的目标呢？如果以底层和中产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维持传统的教育制度，如果以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彻底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

从最近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占了教育改革的上风。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

一是上层家庭总体性掌握社会资源，他们有渠道影响国家教育政策，而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本身也来自上层家庭；

二是应试教育确实有其明显的缺陷，而“减负教育”与“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符合人的天性，容易引起社会共鸣；

三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经历过高考，对应试教育和“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残酷性心有余悸，他们能够对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给予积极回应；

四是旅美回国人员、教育研究者对美国公立教育认识不清，错误地把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快乐教育当作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国内，在国人当中形成了快乐教育、思维训练与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对立；

五是同为中小学教育负担重的日本在六七十年代也实行了减负改革，等等。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层家庭对减负、素质教育的诉求就成了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进而成为基础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只要提到基础教育改革，言必称“减负”。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