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和东盟、南海周边声索国的关系，还包括美国，所以处理起来比台海问题还要复杂一些。目前更多的问题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些是和声索国之间的岛礁领土主权、海洋管辖权争端，同时涉及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当然还有和东盟的关系，在处置时要针对不同情况、不同挑战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比如，应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就比较简单，看它的舰船在什么海域出现或是经过什么海域，我们有不同的处置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已经常态化了，基本上你来我往，有一套应对方法。

但如果是其他国家，比如菲律宾11月16日在仁爱礁进行可能的设施建设，有可能要加固仁爱礁，这背后有美国因素，再加上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处置起来可能还不是简单的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菲律宾试图改变现状、中国予以阻止这么简单。越南的情况也是如此，近期越南也有动作表明其在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上进行扩建等等。

美国打这张牌，落到真实操作层面有时往往是联动的。比如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演，然后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有时又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或者和其他国家在南海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举多得，既宣示自己对台湾的支持，又到南海宣示、挑战中国的所谓“过度的海洋主张”，同时给南海周边国家某种象征性的支持，显示美国在南海始终是维护盟友利益的以及对盟友的承诺的。所以我讲的联动，可能主要还是在军事活动层面。

· 南海地区的“核”变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的军事意图，就不得不说这段时期南海地区动静颇大的两次“核事故”。一是美澳核潜艇，二是美核潜艇撞击事件。对于前者，美国与不同盟友、以及盟友之间互相拆台、背叛，您怎么判断这事儿未来推进的可能性？中方批评这是核扩散、是美国掀起军备竞赛，会做什么反制行动？

吴士存：第一，关于澳大利亚发展核动力潜艇问题，此事仍有很多变数。按照9月15日的协议，美英澳三国将在未来18个月内商定组建澳大利亚核潜艇舰队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据推测，即便一切顺利，美英向澳大利亚提交的第一艘潜艇也大约要到2040年前后。

这期间的变数很大。比如，拜登几乎不可能连任第二届总统，莫里森政府也将面临最迟明年举行大选的变数，“人亡政息”在西方国家几乎是“铁律“。

再说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应该不是问题。由大概八艘核动力潜艇组成的潜艇部队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到底有多大，需要进行科学、理性的评估，但我认为不应高估，更不要闻鸡起舞。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要保持定力，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然后决定如何反制也不晚。

观察者网：关于美国核潜艇南海撞击事故，目前除了三名军官被免职之外，美方没有透露任何信息。最新的动向是美国核侦察机前往南海，引发核泄漏等猜疑。中国等相关方主张美国应说明问题，但美方一直没有开口。根据现有信息，您作为业内人士有何判断？有可能隐藏着什么重要信息?

吴士存：在核潜艇撞击问题上，中美双方实际上打的是“舆论战”，中方后发制人、主动出击，迫使美方像挤牙膏一样，不得不对外释放出一些有限的信息。

我认为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只能到此为止了。中国借机揭露美国核潜艇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目的已经达到，美国似乎也只能告诉你“我是撞到了海底无名山脉”，与你无关，同时也对潜艇的高级指挥官进行了问责处理。应该说，对于该事故，美方已经在应对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反应上画上了句号。

其实在南海核潜艇问题上，中美都心照不宣。中国知道美国来这里的真实目的，美国也知道这里隐藏着中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事故后停靠在关岛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 图源：社交媒体

· 中美关系的护栏，多层级多形式

观察者网：现在各方在应对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既要反制，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擦枪走火或是任何一方在疲劳应对之下发生差错。所以，中美如何管控紧张局势，无论是台面上还是台面下？像今年美方爆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与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话一事，引发美国内部的紧张和争议，有不少人认为，过去默认的back channel今后恐怕很难，这是令人担心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尤其是结合南海、台海的对峙情势？

吴士存：中美之间应探讨建立海上“行为准则”。2018年9月30日，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南薰礁岛礁邻近海域，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迅即行动，依法依规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据悉，当时两舰距离最近时仅相距约41米。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核潜艇之间，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

中美在军事领域同样需要对话，建立沟通机制，包括商讨中美之间的海上行为准则，以尽可能避免冲突。“不仅限于南海，这样的行为准则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范围。”

美国核潜艇碰撞事故，也使得南海局势在近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事发后，一种普遍的猜测认为“康涅狄格”号是撞上了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如果一些国家将更多的无人潜航器部署在南海，未来恐怕会引发更多事态。

因此，中美之间以及多方建立的相关行为准则，也应对包括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在内的空中、水面、水下军舰军机的行动建立规范。

美国海军公布美国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和中国海军170舰在南海近距离接触的照片。

观察者网：正好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拜登提到一点，要推动中美各层级的接触，为确保两国关系设立一些“护栏”。您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可以探索设置的护栏之一？

吴士存：没错，实际上就是要为像南海问题这样的议题设置“护栏”。

中美在南海地区，是一线官兵和资产，就是军舰、飞机直接接触的地方。而且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特朗普政府时期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搞了25次，拜登上台至今不到一年，已经有5次了，再加上美国核潜艇碰撞事件；这还不算空中行动，如果将抵近侦察算进来，今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周边附近海域活动就达到2000多次，在南海大概有500次之多。

如果没有覆盖全海域、水面、水下和空中的行为准则，那么未来发生水面舰艇事故的机率会增加。像2018年9月30日中国“兰州”号驱逐舰和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近距离接触，如果处置不当，相碰都是可能的。或者在空中发生类似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都是有可能的。此外，中国在南海方向也有核潜艇，所以必须要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护栏”，当然这只是一个层面。

我认为，中美两国甚至还应该建立领导人热线电话。1962年美苏导弹危机，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核战争，彼此谁也不愿看到这个场面，那时候双方只能通过媒体隔空喊话，通过使馆传递信息，中间往往要几天时间；于是，1963年美苏在日内瓦达成美苏热线协议，专门建了两条海底热线，一条主线，一条复线，从而确保美苏领导人能够在第一时间直接通话。

现在中美领导人也应该有热线，能随时通上话，无论是台海还是南海、包括其他领域都有可能出现危机。此外，除了领导人层面的，高级指挥官层面的、高级将领层面的热线也必须要有。

我提到的行为准则覆盖上空、水面和水下，也就是涉及一线的官兵和军事资产。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军舰，无论是在公海还是在国家管辖海域内的军事行动也是很乱的、险情频发，探照灯乱照，干扰对方喊话，避碰规则不遵守等等，后来双方觉得有必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1972年，美苏专门签署了一个海上防止碰撞协议（INC-SEA），以此作为规范两国海空相遇的行为准则。

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都能达成的协议，中美之间也需要建立多层级的沟通机制。我觉得这次两国元首恢复直接对话之后，确实在释放一些信号。最近沙利文在布鲁金斯研讨会的视频讲话中提到，中美之间有关层级的对话机制要恢复，我想首当其冲的是战略与安全对话机制，至少可以避免双方误判。

1963年，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启用

观察者网：正好11月初，您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召开一年一度的“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邀请了美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官员、智库代表参会。记得您是在峰会期间提到了这个“准则”，不知美方人士的反馈如何？在具体操作层面，有什么推进步骤或动向吗？

吴士存：我在11月3日的“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中美海上行为准则”这个建议，其实我与美国使馆官员和学者在非正式的交流中也讨论过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因为确实此事具有有紧迫性，中美双方都担心在海上发生意外事故，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中美之间一旦再次在海空发生人员伤亡事件，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民间，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悲剧。那么既然大家都不想发生，那就要订一个规矩，要有约束力，大家共同遵守。美方也是如此，甚至我觉得美方在这方面的诉求比我们更强，因为它们在南海的军事活动频繁而密集。

观察者网：最后，回到美国南海新政与南海行为准则的问题，前者怎么变，后者怎么合作，南海局势有望缓解吗，症结在哪里？中国在针对各方的应对措施上需要作出什么调整？

吴士存：总的来说，目前南海形势大的走势是“趋稳向好”，但也有一些不利于稳定的新因素不断出现。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要多管齐下：

一是壮大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安全力量，尤其是要整合海上力量，提升威慑力。美国一意孤行在南海搞军事化，如果我们在南海方向有了能够威慑美国的海空力量，美国搞乱南海的图谋才不会得逞。现在美国是希望南海乱的，只有这样美国才有更多理由在南海加强军事存在，派舰机前往南海，在南海周边国家使用军事基地。

二是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新的时间表和线路图。“南海行为准则”是在南海立规矩，有了规矩后大家就要遵守，域外国家如果想南海和平稳定，也要遵守。“南海行为准则”对南海和平稳定是好事情，应加快磋商，争取早日落地生效。

三是要把区域性海上合作和海洋治理尽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南海的海上合作比较困难，因为一些声索国把注意力放在索权和固权上了，兴趣不在合作上。在“南海行为准则”完成磋商之前，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单边行动扩大和巩固既得利益。但是，没有合作就不可能有互信的提升、更不可能有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选择某些合作领域，从双边开始，逐步向多边推进，力求南海海上务实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以海上合作增进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互信基础、进而扎牢双方共同利益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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