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其实，除了国家安全战略之外，朔尔茨还提到未来会有一个详实的对华战略，在目前的各方博弈中，会在短期内出台吗？最近明镜周刊对此有一个评论：“去风险化”是一个动听的词，但要上升为战略，需要弄清中国的风险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反制措施更合适；从国家安全战略的涉华内容到可能出台的对华战略，您怎么评估德国的对华政策？另外，对于“去风险化”本身可能成为一种风险，德国内部是怎么评估这个问题的？

伍慧萍：其实前面谈到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印象时，我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回答，我的印象就是整体内容比较平淡，更多是粗线条的框架性内容，它是一份原则性指南，而不是具体操作手册。

这个战略是各个部委、各方力量妥协下的产物，经过多轮修改，跨部委协调，所以表述比较谨慎、温和，包括涉华问题也是如此，通篇没有提到敏感问题。

战略明确提出德国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其中第三重“制度性对手”早在2019年就开始提，但现在则是更加强化。

但这里要指出的是，德国并不是吸收了美国的说法，第三重的新定位最早就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是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也就是德国经济界的说法，接着慢慢变成欧盟版本——2019年3月份被纳入欧盟最新的对华战略表述，所以确切说，是德国的对华认知影响了欧洲。在这次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则是具体变成“去风险化”概念。

所谓去风险化，德国人很早就在提，因为他们的认知是对中国的依赖性太强，必须降低依赖性，换一种表述就是去风险或降低风险。现在，这个概念成为德国和欧盟对华政策的基本指导性原则，甚至连G7也开始使用。

至于新的中国战略到底什么时候出来，恐怕德国人也说不准时间，主要原因是各部委之间的分歧。事实上，早在去年，德国媒体就已经曝光基本文本，但至今仍迟迟不出，说明政府内部对于具体表述仍存矛盾。

当然，尽管都用“去风险化”概念，但德国的对华定位跟美国的对华定位还是不一样，美国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德国乃至欧盟还是三重定位，并反复强调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非常矛盾，一方面看到了制度竞争，意识到了他们所认为的风险，毕竟双方的政治互信还是比较有限；另一方面，从2016年开始中国就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也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不可能脱钩，只能选择“去风险化”这一表述。

俄乌冲突客观上又在背后“推了一把”。德国人、欧洲人发现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太强，导致现在很被动；当他们复盘比较俄依赖和对华依赖，发现对华依赖远远超过俄罗斯，是一种全面性的依赖，于是得出一个在我们看来不太正确的结论，即需要降低对华依赖，并将此作为指导性原则。

未来德国、欧洲会陆续出台具体限制措施，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了，比如对中企的投资审查，再比如限制德商在华投资、收紧政府投资担保，出台供应链法等等，去风险化的工具还是不少。德国在去风险化的框架下发展多元化战略，即不仅跟中国做生意，也要考虑跟其他国家拓展经贸合作关系。

德国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6月19日发布声明，在完成最终投资审查程序后，该公司与中远海运就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签署最终股权收购协议。当时正值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德国。资料图

观察者网：其实在外界看来，道理都懂，但问题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成本、风险掌控，德国政府是怎么评估的？另外，他们反复提“经济安全”，从经济角度来看，很多时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完全跟政府想要的方向一致。有德国智库提出，德国应进一步弄清如何定义“经济安全”，有必要广泛考虑，但不应过度；对于企业行为应有所容忍，宏观经济和企业会有不同看法，等等。事实上，最近德国和欧洲经济表现并不理想，这套原则性概念在其内部认可度会不会受到质疑？

伍慧萍：这一点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大后撤空间了，目前在德国及欧洲政界已经达成共识，即在经济、贸易等领域保持对华接触，不寻求脱钩，但是政策制定者越来越认可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及制度性对抗，国家安全意识日益增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整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军事、国防等，也包括经济、教育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这意味着，整体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转折，经济界也难逃影响；今后欧洲、德国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过去一年，中资入股汉堡港一波三折。最近德国政府批准对英特尔补贴100亿欧元在德国东部建芯片厂，试想如果是中资并购德国芯片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英特尔在德国投资是不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这背后是中德之间仍旧缺乏信任基础。

德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导向对企业界会产生深远影响。李强总理访问德国出席中德政府磋商，他在跟德国经济界会谈时提出，防风险是必要的，但防风险与合作并不冲突，而且应该把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李强总理的这段发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引导德国的民间和企业，能够客观看待风险问题及单向依赖性高的担忧。

观察者网：那么德国民间、企业界对这些呼吁的反响如何？其实我们看国内报道时，可以明显感受到德国经济界对中国市场、包括与中国政府的交往还是比较频繁、甚至可以说友好的，尤其是跟其他欧美国家相比。未来中德之间会不会出现经济领域比较热、政治层面比较冷的状况，抑或二轨外交活跃的情况？

伍慧萍：目前德国政府的政策引导很明显，对企业界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仍旧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去年势头也还不错，但今年第一季度，无论是德国从中国的进口还有对中国的出口都有所减少，一定程度上是政府指挥棒在发挥作用。

在这种政策引导下，大企业由于长期深耕中国，资源比较多，更加熟悉中国市场，所以目前在华投资势头还比较好。之前有调查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占整个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的85%，说明德国大企业对在华投资仍持有较大信心。但中小企业就明显比较谨慎，它们对中国市场环境不太熟悉，即便原本有投资意向，受到当下政策环境的影响，也可能放弃来华投资。

这种政冷经热的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经济界希望推动、至少是维持中德之间的合作基础，这里面需要我们做更细致的工作，不断地阐释相关政策，引导他们辩证客观地看待依存度的问题。

整体而言，中德经贸合作是目前中德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稳定因素。我们希望通过政治高层的战略沟通，政府磋商机制和战略对话的进行，一定程度上提增强政治互信基础。

在二轨外交方面，除了应当加强经济界、高校、智库的交流之外，还可以在德国地方政府层面多下功夫，这是当前环境下，我们应当重点去争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