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Warwick Powell）】

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澳大利亚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时，澳大利亚官方的措辞必定会重温现任政府的著名公式：“我们将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必须合作的范围内消除分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合作”。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双方的经济关系出现了积极的转变，一系列反贸易措施正在逐步取消。尽管如此，即使在外交关系紧张的那几年（2020年中至2022年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扩大。这表明，贸易活动更多地受到资源互补性而非外交多变性的驱动。

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正常、稳定的国事活动比紧张的外交关系更可取。

但是，在外交正常化的表象之下，澳大利亚仍难以摆脱以下两个因素的束缚：

其一，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在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澳大利亚对中国和亚洲的态度时，明确指出了这个国家的特性——焦虑。

其二，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外交政策分析家艾伦·金格尔（Allan Gyngell）所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人心底里有一种被大国抛弃的恐惧。

悉尼科技大学（UTS-ACRI/BRI）的最新民调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澳大利亚人希望继续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益（62%），但令人担忧的是，相当大一部分人（71%）仍然认为与中国交往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并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59%）。

一方面希望从两国关系中获益，同时又对中国持消极和警惕的矛盾态度，这并非最近才出现的新现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这表明，尽管峰回路转，建立在互利互信基础上的两国外交关系仍然任重道远。

中澳两国人民的初接触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跨越了多个世纪。

考古记录和原住民的口述历史表明，早在英国第一支舰队抵达澳大利亚大陆海岸之前，中国商人就与澳大利亚原住民有过交往了。口述历史记载了中国人与澳大利亚北部的雍古族人有直接往来。还有人认为，中国水手早在15世纪初就发现并绘制了澳大利亚大陆的地图，这比欧洲和英国殖民者要早得多。

至少从17世纪起，在1788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建立之前，澳大利亚北部的原住民就与苏拉威西岛（现印度尼西亚）港口城市望加锡的渔民进行过海参贸易。当时的每年十二月左右，望加锡渔民会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并在那里逗留数月。他们住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收集和加工海参，然后满载而归。

他们把海参运往中国。事实上，海参贸易将澳大利亚北海岸、望加锡和中国南部连接了起来。

然而，在白人定居（1788 年）之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华人矿工的岁月

1818年，第一位有记录的中国移民从中国南方的广州来到澳大利亚，抵达悉尼。到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吸引了大批华人来到澳大利亚。大量华人涌入金矿，他们的成功助长了反华情绪，很快成了欧洲淘金者的“眼中钉”。

第一次反华示威发生在1854年7月维多利亚州金矿区的本迪戈，一些示威活动试图将华人赶出金矿区。

欧洲矿工和中国矿工之间的争斗在戴尔斯福德和卡斯尔梅恩爆发：一群中国人从罗布前往维多利亚挖掘区，他们在亚拉腊发现了新的金矿，但被欧洲人赶了出来。

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1856 年新南威尔士洛基河矿区。

南澳华人矿工纪念石碑，图片来自 The diggers from China

1857年和1858年，在阿德朗（Adelong）和坦巴罗拉（Tambaroora）也相继发生冲突。1857年7月在维多利亚州巴克兰河金矿区屡发的争斗，是那段时间矿区大骚乱最严重的一次。

在新南威尔士州伯兰贡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反华暴力示威活动中，欧洲淘金者的怨恨也达到了顶点。约2000-3000 名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矿工袭击了约2000名中国矿工，并将他们赶出矿区。华人营地被毁，许多人受伤。

不仅如此，欧洲人还担忧中国移民是天花等病毒的携带者，会对当地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当时的报纸也经常刊登煽动性文章，目的就是强化当地人的恐惧和担忧，抹黑中国移民。

向大英帝国靠拢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一直与中国保持着令人不安、有时甚至是警惕和敌对的关系。

澳大利亚对非欧洲人（尤其是华人）的态度，其核心就是“白澳政策”，这是一套旨在禁止非欧洲血统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移民澳大利亚的政策。随着《移民限制法》1901年生效，“白澳政策”以各种形式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该政策成了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基础。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对外安全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与英国王室和英联邦联系紧密。澳大利亚的安全来自于它与大英帝国的关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