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面对日本的侵略，大英帝国光环落幕，显然已无法再为澳大利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英国的战列巡洋舰“威尔士亲王”号与战列舰“反击”号在作战时被日本飞机击沉，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开始担心澳大利亚对英国和新加坡海军基地的依赖。随着新加坡的日益沦陷，科廷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一个新的盟友，这个盟友就是美国。

1940年代停泊在斯卡帕湾中的“威尔士亲王”号

面向亚洲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迎来了新的景象。

1973年，随着禁止以种族为由限制移民法律的出台，“白澳政策”正式破产。1975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规定基于种族的选拔标准非法。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1972年12月21日，中澳两国在巴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是两国首次通过签署联合公报的方式互相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澳中关系自此逐步改善。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认识到，澳大利亚未来的经济繁荣将越来越依赖于扩大与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当时，澳大利亚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报告，明确了扩大双边经济关系的政策的承诺。

1989年，《澳大利亚与东北亚崛起》，又称《加诺特报告》发布，报告主张对国内和国际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并认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在北方。

1994年，一份《亚洲语言与澳大利亚的经济未来》报告，即《陆克文报告》提交给了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澳大利亚政府随后商定了一项国家战略，以提升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认知水平。该报告建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个澳大利亚儿童都必须至少学习四种亚洲语言中的一种——汉语、日语、韩语或者印尼语。

一些分析指出，澳大利亚的亚洲认知工作在2002年达到顶峰。这一年，随着相关基金的终止，澳大利亚的亚洲语言和文化教育战略也终止了。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继续蓬勃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澳大利亚还迎来了新一波的中国移民潮，以致于到2011年，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主要移民来源国——英国。

澳大利亚的华人，拍摄于2010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澳大利亚第一所中医孔子学院成立仪式上

目前，澳大利亚有120多万人讲中文，其中约有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贸易关系也在蓬勃发展，中国现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事实上，目前澳大利亚约有3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2016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充分体现了双边贸易对两国的重要性。

新时代的“恐华症”

然而，尽管经济互补性不断增强，近年来中澳自由贸易区下的双边关系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经济关系恶化的例子包括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政府的电信项目，以及澳中两国针对对方产品采取的各种反倾销措施。

但即使采取了上述措施，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仍在持续增长。除了某些行业所受负面影响更大，如葡萄酒和海产品，外交紧张局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贸易额。

双边关系的恶化蔓延到非经济领域的主要背景是，自2011年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启动以来，美国的军事安全态势发生了转变，这在澳大利亚国防机构中引起了反响。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华关系日趋紧张也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影响。特恩布尔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作为全球首个对华为公司的禁令，体现了澳大利亚“安全”优先事项，与美国的优先事项保持了步调一致。

新南威尔士大学克林顿·费尔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教授指出，在澳大利亚的国防和安全政策机构看来，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有着内在联系。因此，澳大利亚的政策应该始终与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保持一致。

这种次帝国主义国家的定位，也与澳大利亚曾作为盎格鲁欧洲的亚洲殖民地历史的“焦虑不安”紧密关联。这种不安正是历史学家戴维·沃克笔下 "焦虑国家"的最好注脚。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沃克的著作《焦虑的国家》

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地理位置，与其北欧文化历史渊源中流离失所的不安，渗透到了澳大利亚的身份意识和世界地位中。事实上，在外交政策领域，这种“焦虑”滋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恐惧”，即澳大利亚失去其跨大西洋保护者安全保障的恐惧。

到201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按照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模式塑造中国的想法。相反，它越来越被美国和西方视为竞争对手，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对手，甚至是生存威胁。

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也紧随其后。新冠疫情的爆发加剧了这种转变——这与19世纪50年代将中国人抹黑为疾病传播者的历史产生了回响。

新一轮的“中国恐惧/威胁”论调愈演愈烈，甚至与中国开战的战鼓也越敲越响。国防和情报行业相关的各类智囊团发起宣传行动，旨在将中国描绘成对澳大利亚以及周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敌人。

公众态度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日益 “咄咄逼人”，甚至中国可能入侵澳大利亚，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恐惧再次被激活。在疫情流行期间（2020-2022 年），在澳华人也不幸成为辱骂和肢体暴力的目标。

解冻

2022年5月的政府更迭，仿佛成了断路器，至少切断了与中国官方层面的紧张关系。在经济问题上当然也是如此，之前的限制措施已经开始解除。

然而，在其他方面，有些动态因素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经济讨论蒙上阴影。

就在中澳经济和外交关系升温的同时，澳大利亚的防务和安全态势仍在美国维护其亚洲霸主地位的努力中继续巩固。

这些安全因素可能会影响澳大利亚经济政策制定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技术合作、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等领域。

尽管生产力委员会（2021-22 年）对澳大利亚供应链风险进行了详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的供应链基本上没有风险，而且事实上，供应链安全的最佳实现方式不是基于“友岸外包”等理念的狭隘政策，而是持续支持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开放式全球贸易体制。但澳大利亚的政策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 “去风险”和“脱钩”概念为基础的美国政策要求的影响。

2019-2020年澳洲贸易伙伴份额，以双边贸易额计算中国遥遥领先。截图自：澳大利亚政府网站

同样，在澳大利亚寻求提高关键矿产和稀土附加值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经验是，只有来自中国的企业为这一努力做出了贡献。然而，如果将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潜力与美国的安全要务挂钩，澳大利亚可能要面临产能发展被拖累的风险。

展望：仍在美国阴影之下

“中国威胁论”可能继续会在整个澳大利亚政治精英中回响，今天的论调很容易激发深植于澳大利亚历史文化心理中的焦虑情绪。在19世纪60年代，正是因为反华情绪的蔓延，导致了针对澳大利亚金矿华工的暴力行为。

这也为那些寻求与美国步调一致的政客和精英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政策精英，尤其是那些在军事和情报部门中安身立命的人，习惯了担当美国次帝国盟友的角色，在过去20年中，他们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国防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和主权行动的能力。过去，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基石是确保自给自足，但这已不再是现实。

国家主权在国防能力中的从属地位，实际上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完全受制于“伟大保护者”的利益和需要。贸易政策可能仍会寻求开放，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双边、地区和全球多边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补性作用。

澳大利亚的中长期态势如何发展，与其说取决于其自身的自主决策，不如说更多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逐渐丧失。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焦虑的国家"。澳大利亚对整个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态度，不幸地，将与华盛顿的一举一动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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