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1980[1]年代堪称是清末民初以后的又一个文字翻译的黄金时期。尤其在文化方面，可以说是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据统计，1978―1987年间，仅是社会科学[2]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3]，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十倍，而其他方面，例如文学翻译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说80年代是文字翻译的黄金时期，并不仅是因为数量，而更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翻译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变上，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自70年代末开始，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觉得，中国社会已经陷入非常糟糕的状况，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落后于日本、香港甚至台湾。因此整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变，才能避免在全球化历史大趋势中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也就是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状，并为它重新确立发展方向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被译成中文的那些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文学作品，正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倘若能够看清楚80年代的翻译运动，你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化变革的一条关键性的线索。

李泽厚主编《美学译文丛书》的部分书影

与1950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30年的情形相比甚至与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情形相比，80年代的翻译活动都显示出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4]。我这里想从广义的“社会科学”[5]翻译的角度入手，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即那一种在过去30年间从未出现过的特殊的翻译组织形式。

80年代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景象是非常壮观的，译者的数量激增，而几乎稍有一点活力的出版社，都会接受和出版这方面的翻译著作。在80年代中期，出版社的总数已达400多家，比1976年增加了三倍[6]，你可以想象这壮观的景象。

但是稍加留意你就会看出，在这众多的翻译活动中，若干有组织的系列性的翻译计划，对整个翻译运动的兴盛是起了关键性的示范作用和引导作用的。这些翻译计划造就了一批著名的翻译丛书。而正是这些翻译计划的形成，实施和结果，清楚的凸现出一种至少在这之前30年间是没看到过的新的翻译组织形式。

金观涛和甘阳

下面，我就想以80年代最为著名的三套大型的译文丛书为例，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描述和分析它。这三套丛书分别是：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和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7]。

一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相当特殊的翻译活动的组织者。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翻译及其出版活动也和其他的写作及其出版活动一样，一直是由国家通过出版社严加控制的，常常都是出版社制定选题，然后约请合适的译者来译。另一方面，在各出版社的联络和安排下，逐渐出现了一批差不多是专职的译者[8]，他们和另一批主要在大学外文系任教的译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基本上是围绕出版社而存在的“翻译界”。

但到80年代，情况却不同了，一些原本不属于这个翻译界、也并非受出版社委托的人文学者，出来设立翻译计划，并且组织和领导这些计划的实施。即以这三套丛书的主编为例，李泽厚是美学家，金观涛是学术兴趣极为广泛的思想史学者，他们都没有做过正式的翻译工作。甘阳是专攻西方现代哲学的学者，在筹备《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前，亦无译著问世。这些人非但不是像前述那样的翻译家，而且还都相当年轻。在当时的文化界中属于“小字辈”(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界主要还是由六七十岁乃至更高龄的那一代人主持的)。

1980年李泽厚50岁，而协助他主持整套丛书工作，差不多是执行主编的滕守尧，是他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才30出头。金观涛和协助他主持丛书工作的刘青峰，当时都不到40岁。甘阳年龄更小，1985年他还不到30岁，而丛书的两位副主编，苏国勋30多岁，刘小枫则只有26岁。至于《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两个编辑委员会，前前后后70余人，在参加时几乎没有年龄已超过45岁的。所以，年轻，非翻译界出身，可以说是这一批新的翻译活动组织者的两个最突出的特点。

其次，这些组织者明显是出于一种对于翻译的意义的新的认识，而来组织翻译活动的。在80年代之前的30年间，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翻译基本上是被当作培养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国家政治运作服务的一种工具。只有很少数的翻译项目，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个限制，在文化积累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到了“文革”期间，这样的丛书也全都停止了，整个翻译活动完全被纳入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轨道：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的这一批新的翻译组织者的行为动机，就显得格外醒目。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里，李泽厚明确地说：“目前应该组织力量尽快地将国外美学著作翻译过来。我认为这对于改善我们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是有重要意义的。

有价值的翻译工作比缺乏学术价值的文章用处大得多。”[9]虽然说的是美学研究的“状况”，你却分明能感觉到他对整个文化状况的关怀，他显然是赋予了这些似乎应该是相当专门的美学著作的翻译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在8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已经从对“文革”之类悲惨岁月的历史反思，走到了在哲学(当时的说法是“世界观”)领域里开拓新方向的路口。由于当时的特别的文化状况，文学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变革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这种“世界观”和哲学意义上的开拓，也往往是在文学和美学的理论讨论中首先冒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李泽厚笔下的“美学”看成是一个代名词，他讲的不但是“美学“，也同时是“思想”，是“世界观”，甚至是整个“哲学”。

刘小枫

李泽厚的这个多少还有几分含蓄的意思，在《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献辞》中就表达得更明确了。在《献辞》的开头部分，作者谈到的不是翻译，也不是著作，而是时代，是不寻常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觉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10]

正是基于这种对严峻的历史使命的理解，《献辞》作者以马克思的话为先导，引出了他们组织这一套丛书的意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在《献辞》的结尾，作者更怀着毫不掩饰的庄严感，引用培根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动机：“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扯和尊严。”这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他们并不仅是把编辑这套丛书看作是从事一项学术工作，而且还将它看作是对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次推动，是“解放”社会的一道“闪电”。在当时的一次私下讨论中，金观涛更明确表示，他们是要在中国知识界再掀起一次类似五四那样的运动[11]。

同样，到了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蔚为大观的时候，《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组织者就开始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展开他们对于翻译活动的理解。他们差不多一致认为，当代的中国人需要建立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而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因此，第一步应该是全面介绍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第二步是深入地评述这些哲学思想，然后就可以达到第三步：中国的学者建立起至少不亚于别人的思想框架和哲学论述[12]。

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总序中，这样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确：“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13]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建当代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的整体构想中，甘阳们给出了他们所计划的翻译工作的意义：它是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复兴的基础，是新的哲学大楼的坚实的地基。它同样不只是具有具体学科或学术上的意义，而更是牵涉到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和文化重建。

今天回过头来看，从李泽厚到甘阳，这些组织者对于翻译活动的意义的认识明显地打上了80年代的印记。他们既不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也不像90年代许多人所主张的，从专业和学术建设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从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出发，投身到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去。

对他们而言，这绝非技术性的工作，也不只是学术性的工作，而更是一项思想性的工作，一项精神启蒙的工作。由他们这种对于翻译的意义的理解，你很容易会想起七八十年前梁启超、严复以及稍后的“新青年”同人对于翻译的理解，想起当年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动机。的确，20世纪初那些思想启蒙者兼社会革命家以“窃火者”自任的翻译态度，对80年代这一批新的翻译组织者，显然有很深的影响(或许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

再次，是一种独立的翻译主导机制的建立。正因为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偷运”精神的火种，这些翻译的组织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来以国家出版社为中心的翻译出版体制。他们必须把翻译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说，从选题的确立、译者的选择，一直到对译稿的最后审读，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出版社决定，而是要由他们自己负责。

在这方面，《美学译文丛书》的做法是相当特别的，李泽厚凭藉他在美学界已经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加上1980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美学研讨会[14]上美学界同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15]，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名副其实的“主编负责制”，由他和他的助手们负责选择原著和译者，而由出版社负责对译稿的校对和文字编辑工作。因为这套丛书分散给四家出版社(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光明日报出版社和沈阳的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就不会有哪一家出版社能单独对主编施加重大的压力。今天看来，似乎主要正是这种一套丛书对四家出版社的运作方式，保证了李泽厚的“主编负责制”能够贯彻始终。

但是，到金观涛、刘青峰策划《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却不满足于仅仅建立一个主编负责的“规则”，而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辑“组织”[16]。这就是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它包括了24名成员，当然都是同道。在这个编委会之下，又设立了一个以金观涛为首的执行编委会。不用说，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体制下，纯粹以个人身份汇聚而成的集体，是无法面对官方出版社的，因此，几经周折，金观涛们终于使这个编委会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青少年研究所接纳，成为“挂靠”在该所、隶属于它的一个次级组织。

这样，编委会才获得出版社认可的“合法“身份，能够独立地全权负责整套丛书的运作，从选题一直到终审。它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号，还能自己聘用职员。它对整个丛书的控制，显然比李泽厚更为全面。金观涛们最初是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商讨《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的，因为该社不肯放弃终审权，才转而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接洽，而金观涛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终审权。正因为掌握了全部的支配权，丛书编委会才可能建立起一套在当时是相当完备的三级审稿制度[17]。

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辑组织，一套相对齐全的审稿制度，这两样结合起来，可以说标志着一种新的翻译主导机制的确立。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翻译出版史上，是一个创举。在这以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策划者同样采用了这个方式，也是成立一个独立于出版社的编委会，也是将这个编委会挂靠于一个国家单位[18]，也是在编委会下设立执行编辑或副主编，也是由编委会负贵整个丛书的选题、译者和审稿，而且，也是为了终审权，不得不中断与第一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的谈判，而转向别的出版社。到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有许多翻译或非翻译的丛书相继采用这样的独立编委会的形式，实施规模不等的出版计划。而这条日渐宽阔的新的策划和组织出版的道路，最初正是从这一批翻译活动的组织者脚下开始的。

《走向未来丛书》部分书影

最后，是这些编委会的功能的不断扩大。这些本来是为了翻译和编辑而建立起来的编委会，随着所出的丛书的影响日渐扩大，它们的功能也日渐扩展。即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来说，它原本就是想要出两种丛书，一是翻译论著，一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论著，而它的最大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后者。从1987年夏天起，它更规划了一系列丛书出版以外的活动计划：首先是办杂志，差不多与丛书的第三辑同时，1986年8月，一份也叫《走向未来》的杂志在成都创刊[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