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冬在成都，1989年春在北京，丛书编委会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三是在北京筹办独立的出版社，而且还想在北京、香港和台湾同时展开出版活动。四是组建研究所，名为“21世纪研究院”，而且也已经为此募到了资金，甚至连“挂靠”的单位都初步联系好了。五是组织和参与其他非文学的艺术活动，不但于1987年11月在成都举办了“走向未来画展”，还想进一步举办更大规模的综合性艺术节。

与此相类，《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也不满足于仅仅组织翻译活动，依照他们那个重建中国当代哲学的“三步走”的构想，在策划翻译丛书的同对，他们还组织了一套以阐释这些西方经典著作为宗旨的研究丛书，编委会的成员则理所当然地充任主要的撰稿人[20]。除了出书，他们也和金观涛们一样，推出一本与丛书同名的杂志，这实际也是由编委会成员所编的一本独立的杂志，编委会成员的文字占了大部分篇幅。

不仅如此，甘阳们还于1989年2月左北京策划了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绘画展”，并且酝酿了一系列其他的计划，而其中有一些在当时根本没有可能实现。事实上，就是上述金观涛们的那些计划中，也有相当部分未能实现。但是，这些堪称庞杂的计划和行动，却极为清楚地显示了这些丛书的组织者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整体性思路。在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类似甘阳那样的分阶段推进文化变革，而以翻译为第一步的想法(这其实也是自晚清新知识界确信中国在从政治到文化的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的思路)，是相当普遍的。

而既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和从事翻译活动，一旦他们确信中国社会的文化变革已经向纵深发展了，他们就自然要开始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步，他们那些原本是为了翻译出版而建立的组织，也就自然会生出许多新的功能。对这些人来说，翻译活动本来就是整个文化变革必须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会认为这样扩大编委会的职能范围，让它去承担许多与“编”毫不相干的任务有什么不妥当。

《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部分书影

从以上所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在80年代之前30年间从未出现过的新的翻译组织方式，如何一步步产生、成形并不断扩展。而在我看来，那第四个方面，即这些编委会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急剧膨胀.正是将这种新的翻译组织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凸现得非常明显了[21]。

二

这样一种特别的翻译组织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在它组织下产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成果。在这方面，我想分以下几点来讨论：

首先是翻译的选题。既然是这样一些个人在主持整个的翻译计划，他们的个人特点—从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状况的估计，以及由此引出的对自己的翻译任务的理解，到他们的知识背景、学术兴趣，乃至他们的学术活动范围、他们所能联系和组织的人员的范围，等等—就必然会在选题上打下很深的印记。就《美学译文丛书》而言，李泽厚在总序中讲得很明白，他是要“补课”，要纠正过去因为文化封闭，所有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都不能进入中国的局面：‘只要是有参考价值的，便都拿来。”

再加上他自己以及协助他主持翻译计划的几位主要助手的知识背景的影响，《美学译文丛书》的选题就很自然向欧美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大幅度倾斜。全部50种选题中，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著作只有6种，其中包括在中国一直被当作“修正主义“而大受批判的卢卡契的著作；出自苏联和东欧学者的著作总共7本，其余全是西方学者的著作，而当代美国学者的著作占了丛书.总数的1/3(17种)。有意思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一本也没有。

同样的悄况也出现在另外两套丛书中。《走向未来丛书》的24种译著中，出自美国学者的著作占了一半，非西方学者的著作只有3种。而由于金观涛、刘青峰当时对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重视，也由于编委会中有相当一批成员是科学家，《走向未来丛书》的翻译(包括著作)选毯明显地偏重科学和科学哲学[22]。至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它的编委会成员绝大多数是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就干脆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作为其主要的译文丛书的名字。

这套文库的选题，大部分属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这三个方面，正是甘阳与其同伴们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所在。可以说，正因为这些组织者大体上都认定，在80年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中，引进西方的现代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也正与此种认识互为因果，这三套丛书才会在选题上如此相似，都表现出偏重西方现代理论的明显倾向。

其次是译者的选择。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之前的30年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翻译界，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文学和人文理论的翻译家。可是，你看这三套丛书的译者，绝大多数都和这些丛书的主持者一样，并非出自那个翻译界。三套丛书的100多位译者中，除极少数(如缪灵珠、吴岳添等)外，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是刚刚毕业或仍在读的研究生，甚至还有些是本科生；而且至少1/3是属于“兼职”，他们都有自己研究或攻读的专业，翻译仅是一项并不常做的兼职[23]。

譬如《走向未来丛书》的译者中，就没有一位是外语专业人士，全都是这样的“兼职”者。情形所以会如此，自然与这些主持者本人的学术和活动格局有关。他们自己并非翻译家，当然也就与翻译界缺少联系；他们又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太年轻了，要想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译者，他们也就只能主要向自己的同辈人去动员。结果，随着这些丛书的陆续出版，一批新的译者也成长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三套丛书的独特的组织方式，在它被其后的许多翻译从书广泛运用的情况下，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翻译界的基本构成。

一大批非专职的、多数相当年轻的、有些甚至外文也并不十分精通的译者，加入到翻译(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的翻译)活动中去。不用说，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再就是基本翻译策略的确定。究竟该如何翻译外文著作，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直在讨论的大问题。从总的悄况来看，随若中国译者外语水平的逐渐提高，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日益深入，再加上50年代以后翻译活动的日渐休制化，中国翻译界对翻译的要求是愈益讲究，也愈益严密了。文学领域里的一大批重译本的出现，正是这种趋势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认真仔细因而往往是费时较久的琢磨，最后交出一份堪称定本的译作，自然成为大多数译者的心愿，也由此铸就了翻译界一条不成文的“公法”。但是，我这里介绍的这一批翻译活动的组织者，却是抱若改变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状况的迫切愿望而投身翻译工作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拿出成果，尽快将译本送至读者手中，因此，他们势难完全遵守上述翻译界的“公法”。

李泽厚在《美学译文丛书》的总序中公开呼吁：“值此所谓美学热，大家极需书籍的时候，与其十年磨一剑，慢吞吞地搞出一两个完奖定本，倒不如放手选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他说得很明白，翻译的速度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鼓励胡乱翻译，但是，徜若对定本的追求会妨碍翻译计划的实施，那就只能先将这种追求搁在一旁。我猜想，这种对于翻译速度的要求，大概也是李泽厚们更愿意遨请非职业的译者的一个原因吧，这些译者显然不会太受那条追求定本的“公法”的束缚。

事实上，在这套丛书中，有的译者承担了好几本书的翻译，膝守尧就是一个例子，他独立或与别人合译了5本书。更多的情形是合译，整套丛书中，两人乃至多人合译的书占了差不多一半。像下面这样的说明：“本书第一、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章和附录A，B及人名索引由苏晓离翻译，第二、三、四、五、六章由曾谊、李洁修翻译……”[24]正体现了《美学译文丛书》的译者所普遗采用的一种工作模式。也因此，有时候甚至对原著版本的要求也只能降低，在《趣味批判》的译者后记中，我们就读到这样的交代：“本书序言和第一、二章及《语符学简议》由王柯平据英文版译出；第三章及附录部分由田时纲据意文版译出。”[25]

同样，《走向未来丛书》的主持者们也抱有李泽厚这样的“干起来再说”的想法。《走向未来丛书》采用的是一种狭长的小32开本，每本书的字数要比《美学译文丛书》少将近1/3。但是，合译的现象依然很普迫，24本译著中，只有6本是个人独译的。金观涛们甚至恢复了30年代以后就少有人使用的“编译”的方法，丛书第一、二两辑的6本译作中，竟有5本标明是“编译”。而在翻译和编辑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编委会干脆将该书的注释部分全部删除[26]。凡此种种，都表明在金观涛们的心目中，翻译界那些追求完美的例法并不值得死守，为了尽早将译本投入补会思想变革的战场，他们宁愿采取各种灵活得多的翻译策略。

相比起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会似乎要从容一些。即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例。合译的做法就逐渐减少，且每本书都有专人核校，而且大多数由三位主编自己来校，其中甘阳一人就校了将近300万字，刘小枫亦校了近20万字，且校得相当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