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应有斗争性，也在防止因“斗争”而砸招牌

观察者网：我们看今天的中美关系，双方几乎处在一个无法对话只有对骂的舆论氛围中。您特别强调智库的“斗争性”，如何把握这个“斗争”的度，避免过度追求斗争性，只剩下了喊口号和对骂，进一步恶化交流环境？

王文：一方面，中国智库要敢于善于斗争，勇于争夺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要吸取美国智库为过度追求“斗争性”而导致美誉度与国际口碑急剧下降的惨痛教训。

这些年，随着美国国内“否决政治”盛行以及党派倾轧加剧迫使智库的卷入，美国智库的政策倡议越来越不再以事实逻辑与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捐赠者偏好、资金来源与意识形态为主要考量，将党派利益、出资方政治诉求作为智库政策倡导的目标。比如，传统基金会就公开宣称：“目标不在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传”。

久而久之，美国智库不再着眼长远、持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而是在影响政策的“这场硬战”中变成了主攻宣传、行事圆滑的行销机器，美誉度、公信力与国际口碑随之都在急剧下降。对此，美国学者鲍曼忧虑地表达：“我想知道智库货币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点像魏玛的货币——没多大价值，因为数量太多，还因为一些智库的公然鼓吹。”

从这个角度看，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提升树立国内国际美誉度的研究能力。中国智库“斗争性”非常需要提升研究的内功，在数据、分析、资料、选材、角度等方面下足功夫，打磨每一个文字与资料细节，强化思想产品严谨性与客观性。这样，“斗争性”才不至于砸自我招牌，才会持续提升国内国际上的智库美誉度。

观察者网：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地从民主、人权这些角度对中国进行抹黑，但从我们的反击来说，总有一种随美国起舞、被动回击的感觉，他们抹黑我们抗疫，我们就说他们的抗疫有多么糟糕，他们说我们没有民主，我们就揭露他们民主的虚伪。用一个坏的美国，来对应一个好的中国，您怎么看这个思路？我们如何跳出这种好坏对立？

王文：在美国，不少研究者把智库称为“公共关系战线”，其主要职能是为政策目标而进行广泛倡导。更有研究者用“思想的市场”、“思想的战争”、“思想的掮客”来形容智库知识分子在日常政治斗争中的状况与角色。也有研究者将智库称为“某个政治联盟的武器”，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行政体制赢得胜利。

2021年11月去世、在中国智库广为人知的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博士，早在1995年出版其第一部智库专著时，就取名《公共政策研究产业对美元、学者与影响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也很直白地点明美国智库潜藏的“斗争性”特征。

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

近年来，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宣传与鼓动，与当年对苏联的手段如出一辙。尽管仍然有少数智库学者保持着理性、客观的对华评价，但绝大多数美国智库发表的中美关系研究报告，都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威胁与相关负面评价而展开，甚至不惜用造谣、捏造的方式指责中国破坏人权、中国意识形态扩张、“一带一路”的浸透、中国经济拓展的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倒退、推动对华科技封锁等。可以说，中美面临“新冷战”的风险，致力于护持霸权的美国智库对华“斗争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舆论战、思想战，甚至是智库战，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当多的领域都会客观存在。

但“斗争”不代表非要你死我亡、或老死不相往来、或完全好坏对立，中国学界不妨更自信地接触美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平等交流、讨论甚至辩论。尽管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平等交流、对等交锋、理性辩论的频次越来越高，但从国际话语权上看仍相对处于弱势。对此，中国学界应针对性地发挥对外发声的作用，既要敢于也要善于对美国智库的不当言论进行及时纠正，展开更有针对性的讨论与辩论。这要求中国学界要有更扎实的外语能力、知识储备、口才应变以及对相关口径的把握，更要有知己知彼、以理服人的能力，进而为塑造新时代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做出智库贡献。

观察者网：西方常做的方式就是贴标签，用高度概括、有冲击力的意识形态词汇定调，大众形成认知后很容易思维固化，再想要改变就很难了，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外传播工作难以推动的很大因素。对中国学者来说，该如何提升这种原创知识与话语能力？同时又以一种西方社会能够听懂的方式让他们接受？

王文：当前，国际话语权之争已全面展开，中国官方、媒体、智库、学者都需要坚定信心，对内释放活力、改革机制，对外善于斗争、敢于解构，最终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塑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全球话语。

要做到这一点，从长期看，肯定需要中国可持续发展，至少要在包括经济总量的国家综合实力形成领衔世界的局面，但从短中期的具体实践上看，至少要有以下几点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

一是需全面“去魅”西方话语，树立真正的中国话语自信。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以“去魅”指涉西方现代化进程从宗教神秘、神圣、魅惑中走出的科学力量。同样，21世纪的全球话语重塑，也需要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话语中挣脱，从假定西方崇高、典范、发达的元叙事中跳离出来，并进行“去西方中心化”地重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实践。

诚如上文所述，包括扶贫、治安、反腐、生态、秩序、基建、网购、外卖、抗疫在内的诸多中国发展盛况都已超越西方话语的解释力，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应当花大精力，像破解“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形成釜底抽薪的解构力量。更重要的是，形成对中国发展的“真信”，理性、全面、深刻地看待与叙述当下的中国发展，最终将发展成就的事实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再将舆论优势渐渐转变为话语优势。

二是需培养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敢于、善于国际斗争的学人意识，敢于引导国际舆论与话语的走向。这点是《思想坦克》一书的核心逻辑。正如美西方智库常炮制“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债权帝国主义”等全球流行概念那样引导国际话语叙事，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也应有研究战略的抱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等宏大倡议上精细破题，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形成中国政治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等一系列从中国实践出发，也能在世界普适的新学科体系。

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一些热点、难点议题上，敢于直面西方学人的话语优势，抓住其中的理论漏洞破绽，善于通过短评、长文、学理论述、专著等各种方式先解构、再重新阐述，进而确立中国学人的国际权威与全球美誉。

三是需有配置全球话语资源的机制变革，确立更高的研究绩效目标与观念创新。正如许多美国学者的论述都能影响中国决策者，中国学人也应有志向与雄心影响白宫、克里姆林宫、爱丽舍宫等。中国智库学者应树立更频繁地在国际知名广电频道发声、在国际顶级论坛发言、在西方一流媒体上刊文的新绩效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越来越多国家的智库进行全球布局的当下，中国智库同样需要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构建各国使领馆、跨国企业、国际合作与信息传播的网络架构。对官方而言，则需要一系列的深化组织管理、经费管理、成果评价、国际交流等改革，还需要一批研究选题、聚焦内容的创新，撬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投入到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事业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一个大国的崛起，既需要有经济、金融、军事等硬实力提升，也需要有思想、文化、观念等软实力提高与话语权崛起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良好形象树立，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观念价值走向全球，势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应当志存高远，在全球大国博弈的高度上思考自身在新时代下的任务与使命，最终实现话语权的弯道超车，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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