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债权帝国主义”，这些全球流行词汇，都是由美国著名智库提出，引导着国际话语叙事，也让中国智库学者不断发出疑问：什么时候，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兰德”、“布鲁斯金学会”？

2013年，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至今已经十年有余。智库未来发展的状况与方向，也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新著《思想坦克：中国智库过去、现在与未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以自己十年智库生涯为例，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百万大军”、“智库与学术异同”、“平视美国智库”、“全球思想价值链”等观点及深度论述，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为此，观察者网近期对话王文，对智库新定位、智库发展困境与智库的斗争性等重点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

《思想坦克》，王文著，商务印书馆

智库应重视思想进攻力

观察者网：您提到“智库本身就是一种为政府决策咨询而产生的行业，不必讳言与政府的合作、协作甚至是服务的关系”。很多人会因此将智库定位为是一个宣传喉舌，您怎么来定位和把握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王文：作为一名智库运营者，同时也是智库研究者，我深刻地感受到许多中国学人对“智库行当”的误解，“宣传喉舌”是误解之一，还有就是把“智库”视为写内参、报政策建议的行当。

事实上，智库功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在2014年《重建中国智库》学术论文中曾提出“咨政”、“启民”、“孕才”、“伐谋”等四项智库功能，即对内则政策咨询、对外则沟通民众、对未来则孕育人才、对国际则传播中国。

从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来看，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递进式的个人修养与远大理想，以及所谓“出世”、“入世”的使命差异。

一般看来，所谓“出世”者，讲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经、大法、大道，问询宇宙万物的本源，深究个中细节的原理，像是现今从事学术的学者群体，旨在关心与现实相对较远的话题与理论思考；所谓“入世”者，则讲究“群臣有待问之时，谏官有请对之时”（《读通鉴论》），投身于社会与国家事务，为决策者出谋划策，辅佐幕主平邦治国，与当代智库学者的角色一脉相承，旨在探索与政策紧密相关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由此看，智库作为因政府决策咨询而生的一个行业，功能是非常复合的。简化点讲，学术研究的现实目标就是发表论文。论文在期刊发表后，基本上一项学术工作任务就大体结束了。但智库却不是这样的，或报送内参，得到批示后，还要继续论证调研推进；或帮助政府沟通社会，如党代会、两会结束或重大政策出台后，智库学者需要公开解读；或对外展开公共外交，沟通他国智库，讲好中国故事，等等。

这些复合式工作的基础是“思想力”，即需要拥有影响他人的思想生产与传播力。这正是100多年前欧美国家有一批学者认为“思想”（think）就应该像“坦克”（tank）那样有干预力、传播力、进攻力，于是有了“智库”这个现代职业。拙作《思想坦克》就是把“智库”（think tank）英文进行了中文直译，以提示同行们对外、对内、对未来、对国际都需要重视思想传播力，这远远比所谓“宣传喉舌”功能要复杂得多。

观察者网：在这一点上，也会有人会以美国智库作为对比，强调智库的“独立性”。您认为智库研究存在“独立性”吗？如何确保研究的可信度？

王文：美国智库常以“独立性”自居，而中国学界通常也自我训诫须提升独立性。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研究方法、推导过程、资料收集等角度来看，智库研究当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过程的“独立性”应该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研究可信度的重要保证；否则，极易陷入重复建设、创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袭他人的陷阱中。

另一方面，智库这个行业的职业目标就是服务于政府的决策咨询，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府日常频繁的互动是职业应有之意。智库工作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谈“官”色变。标榜绝对的“独立性”，要么会造成自娱自乐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隐瞒与其他机构之间不可告人的机密。

根据我多年对美交往的经验以及各类公开资料的披露，美国智库处在复杂而庞杂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体系中，与政界、企业、媒体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看，“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与政府有着牵扯不清的联姻与轮坐关系，例如，智库为提升决策影响力有时不得不迎合政府；又如，为输送更多下届政府的后备官员，不得不押宝某位总统候选人。

从资金角度看，利益集团的捐赠使得美国智库很难做出背离捐赠目标的工作，例如，美国智库学者发表观点与发布报告，不能不考虑捐赠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偏好和价值取向。

从媒体角度看，美国智库学者为迎合媒体固定的受众，往往屈从于耸动、过激的标题而丧失应有的严肃与客观性。

尽管美国智库界也有少数特立独行者，但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书所述，“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美国智库所谓的“独立性”，不是空中楼阁或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学界不必美化美国智库“独立性”。

摘自《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2022》

观察者网：但这里又有个矛盾点，我们一方面批评美国智库为政策做服务，是宣传机器，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智库应该官学共鸣，由官方指导智库，智库建言官方，为宣传政策服务。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本质性区别是什么？

王文：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本质性区别就在于，我们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推进实现“知识报国”“思想为民”的根本目标。这个根本目标与所谓“智库是第五权”的欧美智库定位并不相符，相反，与古代“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士大夫情结多少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正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通常以“社会良心”为最高要求来自居、共勉，希望致力给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在欧美国家，也有不少值得令人尊敬的智库及其学者，如基辛格，但正如我在《思想坦克》所说，千万不要神化美国智库的“正能量”。近年来，美国智库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

例如，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执政后又退出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背后都是美国智库在推波助澜。部分美国智库受到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资助，掀起了狂热的“反气候变化运动”。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致力于“自由市场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利用国际会议、媒体文章、工作简报等方式，全面驳斥“世界上97%气候科学家都支持的变暖事实”，可谓是一场“意识形态圣战”。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加入152个国家签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旨在限制导弹发展的《反导条约》，加剧了地区紧张。而这些建议同样出自美国智库。

更糟糕的是，近年美国政治氛围越来越陷入“冷战”思维与反华反共的“新麦卡锡主义”，顽固地意识形态划线，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进步中心等美国智库不断地抛出遏制中国的智库报告，建议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恶化中美关系，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严重风险。

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智库习惯于对外发声，却主要是倾向于建议用霸权主义压制方式处理分歧。尤其是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美国智库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丝毫不反思美国多年来在俄乌矛盾中的“拱火”“煽动”，以致事态越演越烈。美国成为国际冲突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在国内问题上，无论是医保难题、枪击困境、种族分歧，还是金融危机、通胀风险，数以千计的美国智库同样没有给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美国智库充斥着一批胡说八道、屡屡犯常识错误的所谓“学者”，其不负责任，不考虑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度和责任心，只求媒体曝光度和项目吸金力，对国际合作、国家发展、社会公平均造成了负向的、消极的影响。

换句话说，同样都是为做着政府咨询的事业，不少美国智库往往倾向于通过支招政府如何破坏世界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维持霸权的地位，如挑动区域冲突；而多数中国智库往往倾向于通过支持政府如何建设世界的方式，来实现中国国家崛起，如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智库在助力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进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智库要为政策服务，很多时候也会被舆论误解。怕不怕挨骂？智库研究者如何保持研究定力，不受舆论的冲击随风摇摆？

王文：的确，智库学者很容易在风口浪尖，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能做得很好。十多年来，我越来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我的内参获得最高决策层批示，我有时会担心会不会得罪了具体执行部门负责人，好像是给首长“打小报告”似的。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声，会受到观念不同、立场不同或者信息获取不同的民众的误解甚至批判。但我仍然热爱着这份职业，享受着职业的成就感以及与时代、国家共呼吸同命运的荣誉感。

对于如何保持研究定力，每一位智库学者都有不一样的方法论，对我而言，至少有三点：一是勤于调研。比如，2022年俄乌冲突，我就赴战争前线调研，去了俄罗斯21个城市，到克里米亚时差点遭受空袭，所以这两年来，我对俄乌冲突的分析与观点都富有前瞻性与准确性。二是保持冷静，切忌哗众取宠。三是潜心阅读，从各方获取消息。从这些角度看，智库学者远比纯学术学者更不容易，不过，我很享受于这种“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