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提升树立国内国际美誉度的研究能力。

一些人片面地将“斗争性”理解为对斗争对象的叫骂或批评。这是巨大的误区。叫骂或批评最多能引起短暂的喧嚣，却无法收获长远和广泛的影响。只要认真读过《“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十问美国民主》两份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影响的研究报告，就会发现一些中国智库报告中罕见的细节，比如，有上百个英文注解；所有数据均有出处，且均来源于英文公开文献；所有的批判内容都基于理性分析；都经过了反复核校修订。从纯研究写作的角度看，两份报告本身就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从后期反馈看，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内的多国外交官都曾与笔者接触，彼此非常真诚地沟通报告内容及相关认知，也承认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中国媒体与互联网中出现的美国批判常常充满“火药味”，但“火药味”未必就是“斗争性”，反而不会引起足够的美誉度。长期追踪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顶级智库的研究报告也会发现，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是“斗争性”强、影响力深的智库报告的标配。那些美国智库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观点，未必会令人信服，但只要报告中出现严谨分析，读者即便不同意，也会内心尊敬或佩服。

用一个武侠江湖的比喻，“斗争性”强弱，比的是内力，而不是招式。令人敬畏的大侠，肯定是内功深厚、武学造诣极高的人。中国智库“斗争性”也需要提升研究的内功，在数据、分析、资料、选材、角度等方面下足功夫，打磨每一个文字与资料细节。这样，“斗争性”才不至于砸自我招牌，才会持续提升国内国际上的智库美誉度。

第四，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忧患意识与长期理念，做好对外复杂而漫长艰苦博弈的心理准备。

《十问美国民主》肯定不是最后一份对“美国民主”话语霸权进行斗争的中国智库报告。恰恰相反，2021年所谓“民主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向国会争取4.244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持续推动“支持自由独立的媒体”“打击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推进民主技术”“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及政治程序”等六大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压制仍会持续提升，中国智库反击美国意识形态压制的“斗争态势”是长期、复杂且艰辛的。

不只是美国政界，企业界对美国智库在对华竞争领域的资助也在加强。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0年、2021年美国互联网巨头（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等）对CSIS、新美国安全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哈德逊研究所等美国智库的捐赠额度都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大公司“希望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精英，深度考量与评估提升美国大公司的市场能力，应对中国科技巨头崛起带来的风险”。

可见，百年变局，不只是喊一喊的口号，而是会充分体现在大国博弈各个领域中的激烈竞争与动荡中。在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有足够震慑力之前，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不会改变，中美激励博弈与在各个领域的较量也不会停止。中国智库对外部遏制势力的“斗争”也不可能停歇，对此，中国智库切不可心存侥幸，更应有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感与忧患意识。

结论

必须强调的是，“斗争性”也不能是中国智库的全部。智库的本位仍是基于研究基础上的咨政、启民、伐谋、孕才。[xxv]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同归属的智库对“斗争性”要求也不一定。在中国，官方智库与政府关系紧密，对外发声往往较为稳重，“斗争性”相对较弱，是可以理解的。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相对宽松，在政策允许的条件，应该在研究选题、对外发布等方面下足功夫，尽可能地对外发声，体现出应有国家与时代所需要的斗争性。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斗争性”影响进程的复盘，结合美国智库“斗争性”发展梳理与经验教训总结，再提出中国智库须基于时代使命与思想解放，树立对外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职业理想；须基于政策改革与运营创新，增加全面运营与机构建设的系统投入；须基于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提升树立国内国际美誉度的研究能力；须基于忧患意识与长期理念，做好对外复杂而漫长艰苦博弈的心理准备等四方面建议，希望继“官方指导+创新运营+重大话题+精准时点”的新型国际传播模式基础上，提出中国智库长期“斗争”策略的新型拓展目标，以期为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与世界历史叙事权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最终为助力民族复兴发挥智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