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

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十问美国民主》直指美国体制的内核“民主”，进行鞭策入理的批判，积极捍卫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所体现出的“斗争性”，在中国智库史上是罕见的。但环顾美国智库史，各种“斗争”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

《十问美国民主》报道

认识到美国智库的“斗争性”

在美国，不少研究者把智库称为“公共关系战线”，其主要职能是为政策目标而进行广泛倡导。更有研究者用“思想的市场”、“思想的战争”、“思想的掮客”来形容智库知识分子在日常政治斗争中的状况与角色。也有研究者将智库称为“某个政治联盟的武器”，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行政体制赢得胜利。

2021年11月去世、在中国智库广为人知的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博士早在1995年出版其第一部智库专著的书名《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为了美元、学者与影响的竞争》也很直白地点明美国智库潜藏的“斗争性”特征。这些关于美国智库“斗争性”的论述启发，中国学者需要有更全面的视角去理解美国智库的演变与特征，并从中汲取值得学习经验和必须防止的教训。

第一，中国学者需要认识到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智库“斗争性”与其霸权护持密切相关的客观事实。

不可否认，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智库，在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间，都是以无党派为特征、将知识工作功用化、为满足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的兴起而产生学术职业化和信息倍增的需求而不断演进的。

随着冷战爆发后的美国社会理念保守化以及智库机构的政治化，美国智库走上了“思想的战争”之路，在“思想的市场”上寻求推广、宣传和知识竞赛的“斗争”之道。这其中20世纪70年代传统基金会的成立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公共关系开销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自称“我们承认自己是思想战争的参战者，并声明我们是战争的一方。我们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政府和更高的效率，也为了特定的思想。”1986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从乔治城大学独立后，也以“美国正处于西方道德价值观的生死攸关之战”为思考基础，参与到冷战时对外政策的影响与国际思想干预中。超过2/3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成立于1970年之后，大多都被传统基金会、CSIS带动下体现出这种“思想政治学”。

在美国的智库研究者看来，这种“斗争性”是推动知识更好服务于权力与现实的必要路径，同样也是美国捍卫国家利益、维持国际霸权的必然需求。随着冷战美苏竞争的白热化，美国智库在1970年以后，不只是从“思想库”(think tank)的角度助力美国在对外竞争中获胜而建言献策，更从“行动库”（do tank）的角度去直接参与对苏联的信息战、舆论战、政治战。“没有知识的权力是可怕的，然而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正如著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史密斯所说，“在世界政治体系正处于风云变幻之际，国家似乎更加需要渊博学识的专家和眼界开阔的公民。因此，搞清楚我们期待专家能够带来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是非常关键的。”

美国政界对智库的“斗争性”表示高度肯定，如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就曾说“传统基金会是在国家的思想论战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保守派组织，不仅在华盛顿具有巨大影响，其威力简直遍及全球。”而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方面则深感到美国智库“斗争性”的舆论压力、信息诱骗与意识形态浸透。戈尔巴乔夫1985年刚执政不久，就曾以“你们胡佛研究所声称我们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为由抗议美国。

此后，美国智库以授奖或批评等两手方式分化苏联高层，以研究报告方式为引导苏联自由化改革出谋划策，通过资助文化出版与学术访问等方式瓦解苏联内部思想，不断对苏联发展与改革评头论足以引导苏联舆情与民心，最终美国智库对苏联解体进程推波助澜，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xii]由此可见，美国智库“斗争性”与美国霸权护持的作用，就是现代版的大国“伐谋”。

苏联解体时的红旗落幕

第二，中国学者需要吸取美国智库为过度追求“斗争性”而导致美誉度与国际口碑急剧下降的惨痛教训。

随着美国国内“否决政治”的盛行与党派倾轧的加剧，美国智库的政策倡议越来越不再以事实逻辑与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捐赠者偏好、资金来源与意识形态为主要考量，将党派利益、出资方政治诉求作为智库政策倡导的目标，比如，传统基金会就公开宣称：“目标不在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传”。久而久之，美国智库不再着眼长远、持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而是在影响政策的“这场硬战”中变成了主攻宣传、行事圆滑的行销机器，美誉度、公信力与国际口碑随之都在急剧下降。对此，美国学者鲍曼忧虑地表达：“我想知道智库货币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点像魏玛的货币----没多大价值，因为数量太多，还因为一些智库的公然鼓吹。”

知名期刊《外交政策》在2021年刊发长文《为何美国人都恨智库》，认为：“美国智库面临着严重的且罪有应得的名誉问题。”随着智库数量增多、社会极化，“一些智库变成了倡议团体，甚至可以说是游说者。政党需要忠诚的宣传机器，而不是吹毛求疪、模棱两可的学术架子。”“普通公民无法区分诚实和不诚实的智库。结果就是政策界成为了一个大沼泽地，以权谋私的污秽与最博学和独立的政策知识分子均在其中。”

事实上，早在2016年8月7、8日，《纽约时报》就曾先后刊登两篇智库新闻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描述美国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替企业说话，包括那些最负盛名的智库如布鲁金斯也是如此。这些报道对美国智库的公众形象与公信力冲击巨大。

近年来，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宣传与鼓动，与当年对苏联的手段如出一辙。尽管仍然有少数智库学者保持着理性、客观的对华评价，但绝大多数美国智库发表的中美关系研究报告都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威胁与相关负面评价而展开，甚至不惜用造谣、捏造的方式指责中国破坏人权、中国意识形态扩张、“一带一路”的浸透、中国经济拓展的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倒退、推动对华科技封锁等。

可以说，中美面临“新冷战”的风险，致力于护持霸权的美国智库对华“斗争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而这也在另一侧面导致美国国家形象以及美国知识、信息与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公信力的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