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国防态势的变化，让几个重点方向都必须优先考虑联合作战，而技术落后和长期积攒的体制问题，为旧的指挥架构带来了改革的需求。传统上，我国受技术装备和国防态势需求的限制，几个重点作战方向都以单纯的陆地战役、海军战役为主。各军种只需要“各司其职”，就能解决潜在的国防需求。过去的“军区”架构，以大陆军为主，辅助以军种司令部的架构，确实能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应对巨大部分国防问题。但随着时代变化，当代我国几个重点方向面临的国防威胁，都不再是传统的“陆地战役”、“海军战役”或者新兴的“空军战役”能够解决，而需要一个更加复合的战役手段来解决军事斗争问题。

就拿我们现在重点战略方向，东海方向举例，在未来的祖国统一战争中，陆军不仅要为登陆后的陆地战役“战略决战”进行长期准备，海军和空军也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制海、制空、空对地和以海制陆等复杂联合作战需求。而传统的军区架构，显然不适用于日趋复杂的军事斗争。举个例子：如果陆军需要跨海峡进行纵深打击作战，那么显然陆军无法独自做到信火电一体，需要空军开辟电磁走廊，但是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军区联合司令部层级明显不适用于陆空军这样的协调，这就对我们构建联合司令部提出了自上而下统筹全局的改革需求。

陆军纵深打击也需要海空军战机开辟电磁走廊，这是过去的指挥架构难以完成的 图源：社交媒体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民军队就只能改革。人民军队自2015年起，就经历了脱胎换骨的重塑，通过“军改”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适合现代化联合作战的指挥建设架构。在脖子以上的改革中，“军改”取消了4大总部制，军委机关从4总部变为15个。为了应对多个军事态势不同的战略方向，我军将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作为本战略方向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可以统一指挥战区的所有军种部队，落实了“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军委管总”的原则，为未来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了确保“全域作战”，我们还单独建立了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这两支部队的架构，是完全依赖于“联合作战”指挥组织架构的，是我军新军事学说的反映。

举例而言，辖有空降军、83集团军等快反力量，掌握全军大部分战略运输机队和空基核反击力量的中部战区，司令员是空军上将乙晓光；而辖有海基核力量、重点方向在南海方向海空一体战的南部战区，司令员则是海军上将袁誉柏。这种架子的搭建，为我军一个司令部指挥诸军种联合作战打好了基础。

国庆阅兵中震撼出场的五大战区指挥员 图源：新华网

而在脖子以下，我们进行更为激进的改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陆军战区-集团军-合成旅-合成营的编制体制改革以外，空军也进行了基地-旅制编制体制改革，建立起了“战役方向空军合成指挥机构”，进一步增强了各兵种部队合成作战能力。而火箭军方面也根据“核常兼备”的原则，重新确立了新的基地-旅制度，大幅度提高了核导和常规导弹部队编制和作战范围，作战能力。

海军作为“小三军”，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编制体制改革：将海军陆战队独立成军、采用基地-旅制度，取消传统的“三大舰队”，变为“战区海军”等。这种编制体制的大改革，为我军联合作战人才培养、联合作战战役规划和实施打好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空军、海军在本轮脖子以下改革中也十分激进，新的体制更加适合现代作战 图源：社交媒体

就拿我们熟悉的陆军合成部队联合作战举例子。过去，受限于通讯设备和数据链，三军数据链不融合，需要将不同的数据集中到上级首长司令部来处理。而上级单位，比如军区空军是空军驻各大军区的战役军团，归空军建制，受空军和军区的双重领导。如果陆军战役单位（机步旅或摩步师）需要呼叫上级海空二炮火力支援，需要通过基层单位-旅指挥部-集团军指挥部-军区指挥部-军区海空二炮军协调单位-军区海空二炮司令部-海军二炮基地/舰队/航空兵师-基层单位等。

这种例子中最夸张的一个，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南京军区步兵86师炮兵团与空军炮兵侦察机联合举行的侦察校射演练。当时，炮兵团想要通过炮兵观测机校正射击诸元，需要通过前述一大串流程，才能拿到有关的数据，从请求到拿到诸元用时需要接近15分钟。尽管当时炮兵师通过专项研究，改进各流程耗时的方式，将这一大长串流程的耗时缩短到了1分钟，但现代战争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法和自动指挥，不可能通过同样的“笨方法”节约时间。

这段故事至今还在该旅的旅史馆，而数年以后就是紧张的台海危机…… 图源：央广军事

在本轮“军改”中以后，我们基本建立了扁平化指挥体系，军兵种直接利用数据链和通信系统直连战区联合指挥司令部。但是这种多域作战带来新的问题，也就是程序和指挥权责上的问题，陆军打击部队希望配合空军开辟空中电磁走廊，那么两个军种之间协调的机构是什么？负责协调的机构是下放还是上移？具体的协调程序是什么样？各个军种的权责是什么？这都是本次《纲要》要明确的问题。

“军改”以后脖子以下的改革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问题。新增的人才编制解决了过去参谋部层级过高的问题，但随着参谋层级从过去的集团军、基地下沉到营、旅等单位，这带来了更高的人才培养需求，同时对指挥员和指挥机构的要求也急剧增加。为此，在本轮“军改”中，原大军区拥有的人事管理权交给新成立的军委军种领导机关，帮助指挥员能更加注重打仗问题。但如何系统性地培养大量有高价值人才，这些高价值人才掌握什么技能，也是本轮《纲要》要明确的部分。

比如空军引导员从空军下沉到陆军合成旅，就需要统帅部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 图源：美军

此外《纲要》将要指导我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装备建设。我军在前20年用两个军事建设周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以准备军事斗争为核心采购了大量的装备，实现了全军普遍的换装。到2020年末，陆军装备59式坦克等一代装备的单位不超过5个旅/团、空军装备歼-7系列战机的不超过10个旅、海军换装情况较好，已经基本完成驱逐舰和护卫舰船团的换装。这样一支以二代半、三代装备为主，少量四代装备为先锋的军队，已经基本上可以实现“立足现有装备，打赢未来战争”。

然而，我在年初的军评写到过，进入第三个周期以后，得益于此前“装备一代，预研一代”的长期规划，一系列下一代战场装备，如055舰、歼-20、东风-17等第四代战场系统已然厚积薄发，而更多的第四代战场系统正在路上，即将定型列装部队。而这些高技术兵器，其战斗力生成模式与以往的军事装备“大相径庭”，需要专门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也是本轮《纲要》的重点——军改以来，各种试验的联合作战改革成果，包括新训练大纲确立的各种军事研究成果，各种新武器能力带来的新军事理论，都要在本轮《纲要》后以军事法规和条令的形式确立下来，并确保每个指战员都能理解和执行。

比如空军最新的作战理论，制电磁权、制网络权等，都是需要专门学习，且军事理论会不断创新

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纲要》还要在通用性和避免装备重复建设上下功夫，避免资源浪费，同时要做到1+1＞2的效果。举例而言，在防空武器方面，海军、陆军、空军和火箭军都有自己的需求，但同时也追求装备的通用性和互操作性，诸军种和诸兵种需要在上级领导机关的统一协调下，才能做到防空武器建设上的互补和不浪费，同样在制电磁权上，陆军的装备建设、空军的装备建设、战略支援部队的装备建设有互补性，双方在发展上需要“各取所需”，才能在未来的联合作战电磁领域斗争中统筹协调。

随着我军在2020年完成军事改革初步目标，中央军委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施行《纲要》具有历史性意义，它将明确我军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面对未来15年的远景军事目标，2027年的建军百年建军目标和“十四五规划”中的建设目标，《纲要》的发行将规范我军部队联合作战建设、明确联合作战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准备、提出相关的联合作战理论、明确阐明联合作战和准则，向各级指战员提供现代化军事斗争的军事指南。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是之前统帅擘画的强军练兵之路。本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我们人民军队正站在一个全新时代的大门面前，前方是一片光明而又未知的殿堂。越是在这种时候，进入大联合时代的人民军队，越需要清晰的指引。而围绕“仗要怎么打赢，仗就如何打”的联合作战纲要，无疑是围绕实战进行的新一轮思考与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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