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同空气这样的资源，信息具有非竞争性使用的特征。也就是说，甲的使用不影响乙的使用。使用者数量的增加不会相应增加资源的损耗，使用人之间不具有对信息使用本身的竞争性，但使用目的是有竞争的（如用于定向精准广告）会使得实际占有者倾向于减少使用者。这使得传统的产权界定的目的变得几乎没有意义，或者至少是难以实现。

此外，信息的复制成本非常低，排他占有和使用的成本则很高，特别是个人没有实际占有，也没有能力排除他人使用。或者说，个人信息具有个人弱控制与产业强需求的特征。也就是说，将个人信息界定为个人产权本身在操作上非常困难。因此，界定个人信息的产权本身并不会带来个人权利的本质提升，也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增加无益。正是因为如此，中美欧都没有对个人信息进行明确的产权界定，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

法律的力量在于牙齿

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介绍了2021年全国人大的重点立法工作，其中包括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明年将安排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争取早日出台。这两部法律是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将使得中国个人信息保护进入一个新阶段。2020年全国人大已经就这两部法律的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一窥中国个人信息利用的思路。

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并非没有法律规定。现有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已经有了不少的规定，但牙齿却不够锋利，刑法上的利剑则有些隔靴搔痒。这应该是国内个人信息保护不彰的重要原因。如根据《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用户个人信息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侵害个人信息的，罚款金额也是100万以下。对于财大气粗的电信或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而言，这些处罚实在是太轻了，这几乎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观点认为欧盟有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美国对互联网企业则更为宽松，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互联网发展更好的动力。然而，数据却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据统计，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生效以来（2018年5月），至2020年1月，欧盟累计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罚款达到了3.3亿美元，但同期美国的处罚金额则高达6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网民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发起的集体诉讼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如脸书2020年6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支付用户赔偿金6.5亿美元。

同样是在伊利诺伊州，中国的一家企业最近（2021年2月26日）刚刚因为擅自利用手机人脸识别信息与用户达成9200万美元的赔偿协议。

是不是因为企业在欧盟更守法使得欧盟的执法机构有更少的执法机会呢？以脸书为例，它因为剑桥分析信息泄露丑闻被美国监管机构重罚50亿美元，而欧盟（英国）对该案的罚款则是区区65万美元。显然，欧盟确实有更完善、更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但美国的执法更为严厉，法律的牙齿更加锋利，就保护效果而言，至少美国并不比欧盟差多少。

全国人大公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经将最高处罚额拉升到5000万元或者营业额的5%，与欧盟规定的2000万欧元或全球营业额4%的处罚上限基本接轨。应该说，守护中国个人信息的老虎终于要装上厉齿了。可以期待，有了牙齿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将能够更好地维护网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中国的平台企业也将会更加尊重个人的信息自主权。

让子弹飞

那么，在中国的平台企业也能够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的时候，是否会影响大数据的利用呢？平台企业在中国能否也实施有偿利用个人信息呢？遗憾的是，中国目前的法律里确实找不到这些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十七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其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也就是说，中国的信息保护法赋予了个人自由意志表达的权力，个人有不受胁迫自由表达同意或者不同意他人利用个人信息的权利，平台企业不能以是否提供产品或服务胁迫个人同意。但其中没有加州类似的“平等服务条款”以及“个人信息有偿使用条款”，也就是没有明确规定平台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差别化定价或者给予经济刺激以实施有偿利用个人信息。

事实上，欧盟也没有类似的规定。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法律上的留白通常是故意把权力交给市场主体，或者说是让子弹先飞一飞。也就是说，没有规定可以认为是不反对平台企业这样的行为。

除了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也是平台治理的重要工具。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指南明确规定了差别定价可能导致的反垄断调查情形。第十七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此外，指南在后面也设置了例外条款，包括行业惯例以及能够证明的其他正当性理由等。

显然，文本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对于同意或者不同意利用个人信息的不同消费者是否属于不同的交易条件？有偿使用是否属于行业惯例？以及是否属于正当理由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平台并非针对特定个人，也并非是利用掌握的个人信息对消费者进行标签化（如富裕型或经济型消费者）而搞差别定价，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对价而已，而不是垄断后的“割韭菜”。

数据安全法的有关条款也可以看出端倪。数据安全法草案第五条明确提出：国家保护公民、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第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国家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管理制度，规范数据交易行为，培育数据交易市场。显然，数据安全法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大力支持数据经济，支持数据交易。

个人信息是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主体。网民的个人信息是平台获得巨额利润的来源之一，贡献了信息的网民没有理由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的机会。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网民或许在不久也能够分享个人信息的红利。

法律上，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采用了一种分权模式，对个人和平台企业分别配置不同的权利，既保障个人的信息不被滥用，也要保护平台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尽力平衡个人信息的生产激励与降低个人隐私被侵害的风险。平台企业有合理使用权，可以用于对产品和服务所必须的目的，而个人有对使用范围的决定权，包括使用主体的扩大、使用目的的增加等。

就像在一辆行驶的车辆上，平台企业掌握着方向盘，它知道哪里有美景，哪里有宝藏，必须承认平台具有个人信息的市场价值发现的独特能力，但是也可能会被贪婪带到大坑里，甚至是悬崖而翻车（滥用个人信息），而个人则是把控着油门（可以授权，也可以收回授权），这就是个人的信息自主权。如果个人不给车辆加油，车辆就只能在有限的范围行驶（必要目的使用）。

平台企业早已成为了巨兽，不能指望个人一直免费为这些庞然大物加油，平台企业也必须明白，免费的午餐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数字经济的红利该有更多人共享了，但这绝不是以失去个人隐私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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