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版的隐私保护法规定了网民有平等消费权（right to equal service），也就是平台不能对那些不同意使用其个人信息的网民在商品或服务价格、质量等方面进行歧视。无论是否同意使用其个人信息，平台在商品价格、质量或其他交易条件方面都需要平等对待所有消费者。

隐私保护法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定避免网民的个人信息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防止平台利用交易上的强势地位威胁或者利诱网民放弃个人信息自主权，使得个人信息保护法事实上变成一纸空文。应该说，这样的规定确实是煞费苦心。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号称世界最严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也没有类似的制度设计。

但加州2018年的隐私保护法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形，比如平台企业可以为了收集、出售个人信息而向消费者提供经济激励，包括向消费者直接提供经济补偿，而且平台企业也可以对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价格或者不同质量的产品或者服务，但前提是这样的差异是由于消费者同意或者不同意使用其个人信息而直接相关的。

显然，这样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消费者的平等服务权，但设置了一定的门槛，那就是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必须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直接相关。个人信息可以影响交易成本，可以以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逻辑增加平台的收入，也就是所谓的多边市场效应，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不能直接影响绝大多数商品或者服务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消费者仍然大体享有平等服务权。

2020年版本修改了有关表述。新版本增加了一个消费者安宁间隔期条款。意思是如果消费者不同意使用其个人信息，消费者有12个月的安宁保护期，也就是平台企业至少在12个月以内不得打扰消费者以获得消费者的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保护消费者生活安宁的好条款。

此外，新版本增加了平台企业可以为了共享个人信息而向消费者提供经济激励。这是由于企业间有各种复杂的交易，不同企业间除了买卖个人信息，也存在没有直接货币对价的其他个人信息交易。应该说，这样的修改实际上是增加了例外的情形，更加符合企业对于个人信息的利用需求。

更重要的是，新版本将平台企业提供差异化价格或者不同质量商品或服务的门槛条件进行了修改，把“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或差异与消费者由个人信息而获得的价值直接相关”改成了“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或差异与平台企业由个人信息而获得的价值合理相关”。

显然，直接相关的标准更加严格，而合理相关则是一个宽松得多的标准。何为合理相关，则可能需要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进行解释，这也给未来的操作留下了空间。总之，这是非常重要的修改，是更有利于平台企业利用个人信息的修改。或者说这为互联网企业利用个人信息开了更大的方便之门。

经济激励的制度设计是如何演绎成“为隐私付费”的呢？逻辑是这样的：由于激励制度的存在，穷人由于经济窘迫，更有动力愿意企业使用或者出售其个人信息，而富人由于对价格不敏感，更有可能不会受到经济激励的诱惑。因此，尽管每个消费者都有理论上的自由决定权，但实际上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穷人失去了个人信息利用的自主权，大都愿意平台利用其信息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富人则真实地享有个人信息或者隐私的自主权，即使有些富人同意平台企业利用其个人信息，那也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非经济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再进一步发挥就变成了：隐私是有成本的，穷人要想拥有隐私，那就要付出更高的商品价格或者放弃平台开出的刺激价码。

简单对比可以发现，2020版确实降低了标准，但允许平台企业利用经济激励手段的制度设计并非2020版的首创，将之标签化为“为隐私付费”的立法确实有些言过其实。个人信息不等于隐私，隐私只是个人信息的一小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利用个人信息不等于失去隐私。个人隐私保护的对立面是违背个人意愿的泄露和滥用，而不是有偿利用。只有滥用或者违法利用（如被未授权人员查看、传播、公开个人信息或者违背个人意志的广告轰炸等）才会侵犯消费者的隐私，使消费者的安宁受到侵扰。

“为隐私付费”的演绎逻辑确实脑洞开得大了些。他人获得激励或者优惠并不能等于自己付费。把他人的得等同于自己的失，难免有心胸狭小之嫌。

数据红利

硅谷所在的加州是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大本营，产生了众多超级富豪。但互联网的数字红利分配并不平衡，其实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贫富不均。

根据2019年一份有关加州未来的研究报告显示，收入前10%的家庭收入是后10%的家庭收入的10倍，相比1980年已经扩大了一倍。“我认为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不可持续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公司，并且这不是普通的权力，这是我们的民主本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身份之上的权力”，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和作家——杰伦（Jaron Lanier）这样评论道。

加州2018年完成消费者隐私保护立法后，加州成为了美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先锋。如何建立消费者和互联网平台双赢的机制呢？2019年2月12日，加州州长加文（Gavin Newsom）在州议会发表州情咨文时，在表扬了2018年的消费者隐私保护法立法成就后，话锋一转道：“加州的消费者应该能够分享由他们的数据而产生的财富”，并声称“数据有价而属于个人”，因此他已经要求其团队研究一个“数据红利”（data dividend）方案。

数据红利究竟如何实现？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两年过去了，州政府还没有公布方案。但2020版的消费者隐私法案却进一步强化了平台企业付费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制度设计，这其实也是专家们研究的“数据红利”实现的路径一。这种思路的好处是由市场来对信息定价，解决了政府定价（如税率、分配）的难题。个人信息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有与平台大数据算法相结合才能产生价值。也就是说，平台几乎垄断了个人信息的定价权，政府并没有定价所需要的信息。

当然，由于法律还赋予了个人的信息携带权（right to portability），也就是个人有权从产生信息的平台获得个人信息。在第三方个人信息市场有效的情况下，平台会面临竞争，个人有机会将个人信息出售给其他第三方机构。个人信息的价值会更加真实。

2020年民主党总统竞选的华裔候选人杨安泽是参与这场争议的一位主要政治人物。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赋予个人信息财产权（data-as-property rights），赞同个人分享数据红利。对于“为隐私付费”的争议，他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专栏文章中说：如果愿意的话，加州人民本应该从企业使用他们的个人数据那里获得收益。那些不愿意的则可以得到隐私。杨安泽确实很敏感地发现了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是一个可以操作的议题，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很遗憾，他将个人隐私与有偿利用对立起来，并且错误地以财产权作为解决之途。

产权界定是为了资源从对其估值较低的人手中转移到对其评价更高的人手中而实现配置效率。财产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激励制度，可以使得社会整体福祉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