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采购、补贴和“购买美国货”

美国每年采购支出近7000亿美元，其中有近60%用于国防采购。国防采购是提升国家安全领域的国内工业产能，进而带动其他领域产能需求最有力的经济工具。

《购买美国货法案》规定，政府出资生产供国内使用的商品需包含一定国内成分，但仍存在众多豁免情况。例如，来自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参与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生产的产品，可被视为在美国“国内生产”。然而，许多依赖美国国防庇护的国家，可靠性存疑，甚至未能如约履行《北大西洋公约》中的开支承诺。

因此，美国基于其盟友国履行承诺的情况，及其在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可靠程度，逐步收紧这些豁免是合理的。如果爆发军事冲突，美国显然不能依赖不完全可靠的国家的供应链。

由于这些政策调整成本高昂且极具破坏性，最好聚焦国防采购和投入，而非所有政府采购。如果实在无法获取零部件或该等产品价格过高，可豁免“购买美国货”的要求。然而，涉及国防部门和相关产品，则要循序渐进的相应收紧这些豁免。收紧的豁免范围应针对军方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部门，如航空航天、卫星、半导体、电信和部分药品。

有批评者认为，几乎所有联邦采购的商品都已由美国制造；美国审计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联邦政府采购的商品和服务中有94%源自美国。但一件商品并非完全在美国生产才可算作原产自美国。在国防采购的管理规定中（也是最需要合理适用“购买美国货”原则的领域），只要商品在美国国内进行了部分最终组装，且“其美国及合格国家的零部件成本超过所有零部件成本的55%”，就可被视为原产于美国。

换言之，按单件商品的价值计算，只要略超一半的零部件来自美国，或来自与美国签订互惠国防采购谅解备忘录或国际协定的合格国家，就可免受《购买美国货法案》的限制。全球五大洲共有28个此类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绝对可靠，其中部分国家的行为已与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相悖。

此外，由于该法案将“最终组装”作为判断标准，故政府并未严格追踪零部件的实际来源，可能仅因产品在某国组装，就将其标注为该国产品，即便其零部件并非原产自该国。例如某些商用现货（COTS）技术类产品，无论来源如何，都将自动被视为“国内产品”。

对于国防产品，应收紧“购买美国货”要求的这些豁免情况；但行业需要时间来适应这一变化。供应链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转移，提升生产力也无法一蹴而就。因此，联邦政府应随着时间推移，就“收紧”定义和“豁免”提供清晰的时间表和操作指引，通过明确未来预期需求的模式，给予企业调整供应链的投资信心。

例如，可宣布将55%的门槛每年提高4个百分点，直至达到95%。其他执法程序也可参考类似方法随时间收紧；比如，可逐步减少被视为国内的合格国家零部件份额。通过缩小与国家安全相关战略部门“购买美国货”要求的豁免范围，国防技术投入及新型高科技战争领域的工业基础得以巩固加强。

在非国防采购方面，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到2029年，国内民用和建筑商品的“购买美国货”要求将从55%逐步提高到75%（这些变化仅影响国内含量门槛，不涉及将合格国家零部件视为“国内产品”等豁免情况）。然而，对“拜登经济学”的质疑同样适用于非国防领域增加的“购买美国货”要求。刺激地铁车窗或油漆的国内生产的经济价值存疑，但鼓励在国内生产国防用品显然有利于国家安全。

美国国会已在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将这一方式应用于大型国防采购项目（即采购金额超过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这是个良好开端，但如果不收紧“国内含量”的定义，确保生产实际发生在美国而非欧洲、亚洲或非洲，仅将“国内含量”门槛提高到75%远远不够。

采购是一种有力手段，因为预算规模庞大。收紧“购买美国货”要求可能需要更大规模的采购预算。这就是为什么同时改革采购流程并仔细评估现有优先事项至关重要。许多大型国防采购项目集中在武器和防御系统上，而这些在当下冲突中的作用不大，因为他国已研发出旨在规避美军传统优势的武器和系统。鉴于财政预算吃紧，美国国防采购必须努力削减不必要的军事开支，重点聚焦于专门针对军事战略对手设计的武器装备和舰艇。如何平衡因满足“购买美国货”要求所增加的成本与国内生产武器及其他防御产品所增加的价值，注定是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有人会反对说，缩小“购买美国货”豁免范围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世贸组织的义务不应高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人民和士兵的生命安全比遵守世贸组织规定更重要。在日益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中，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避免。

尽管如此，美国应有针对性的调整豁免政策，以免疏远盟友。豁免规模可根据盟友的重要性和联盟的紧密程度相应调整。如果一个国家不加入重要的制裁机制，或向美国的战略对手出售武器或先进技术，美国就有充分理由逐步取消其豁免。但如果该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履行对北约的承诺，并协助美国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可视情况保留该国部分或全部“购买美国货”的豁免。

（三）贸易和关税政策

与采购政策类似，在贸易和关税政策中，可靠的前瞻性指引能够让企业明晰未来的需求模式，从而着手调整供应链。美国与非盟国之间持续的经济纠葛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亟需采取关税措施加以应对。基于在供应链及客户群方面的密切合作，许多美国大型企业向政府游说，力求采取相应政策来避免与非盟国的合作破裂。

美国政府利用关税，提高关键国家安全领域的外国资本和劳动力成本，加速与其战略对手的脱钩。例如，美国商务部依据《贸易扩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条（该条款允许为保护国家安全征收关税），公布关税上调时间表，包括收紧当前的豁免和排除政策——关税可能每月持续上调2%，同时逐步取消豁免。同样，其它国家也可通过系列经济或地缘政治的改革要求，避免关税上调。通过此举，美国可根据政治需要灵活把控上调关税的速度。

全球经济化背景下，美国若想与其战略对手国完全脱钩或许不太可能。然而，美国可尽力减少与其战略对手国的经济融合，以尽可能减少其对美国盟友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在某些特定领域，即便将生产转移至盟友国也风险过高，因此，将国防供应链迁回美国境内势在必行。此外，美国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鼓励企业在美国而非国外生产。如果企业已经知晓进口成本每月都会增加，久而久之，就会更愿意将相关产业迁回美国境内。

无论关税目标为何，都应采取逐步上调并明确未来导向的政策指引。转移供应链成本高昂，企业不会轻易为之，必须给予企业充足时间评估并着手重新安排供应链。豁免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一次性大幅加征关税，都会阻碍供应链的调整。总之，持续渐进式的关税上调政策，比一次性大幅调整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税政策更为有效。此外，美国商务部必须严格执法，以防止他国通过转口贸易逃避关税。若进口产品虽名义上来自第三国但仍原产于战略对手国，就仍需征收关税。

（四）国防研发

大力推动国防驱动型研发政策，将产生显著的积极溢出效应，壮大工业基础。许多20世纪（及迄今为止的21世纪）的技术创新，都源自以国防为导向的研发产业。互联网最初是军事通信形式，其早期使用者根本想不到它会主导当今经济。国防研发的回报难以估量。

大量实证表明，国防研发对私营部门的研发、工资和就业有强大的溢出效应。据莫雷蒂（Moretti）、施泰因温德（Steinwender）和范·雷南（Van Reenen）研究发现，国防研发投入增加10%，会使私营企业研发额外增加4.3%，即国防研发会吸引而非“挤出”私营企业活动。

截至2021年，尽管美国国防研发的经济规模约为20世纪80年代的2.5倍，但实际总支出仅略高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大幅下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防研发在联邦预算中的占比下降了约75%，同期，政府整体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从近2%降至约0.6%。为实现经济再工业化，将美国国防研发预算恢复至上世纪80年代水平，是培养创新型和知识型人才，鼓励维持新技术，有必要迈出的第⼀步。

5.结论

再工业化不仅是经济和政治目标，更是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家应助力制定政策，使美国劳动力和资本比外国劳动力和资本更具吸引力，从而提⾼本国的⽣产、就业需求，提升本国竞争力。

首先，经济政策应避免加剧去工业化。政策制定不应扶持只有依靠长期补贴才能生存的产业，而且不应针对雇佣劳动力和商品生产出台新的监管规定。

其次，应积极改革并限制监管范围，尤其是在监管限制了投资，对制造业造成阻碍时。监管增加了商品生产成本，而且高昂的合规成本造成了巨大的市场准入壁垒，从而导致竞争减少、行业整合，使消费者和终端用户面临更高的价格。应放宽环境政策、职业许可、健康与安全政策以及土地使用限制等方面的监管，因为更多竞争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实惠的价格和更多的产量。

第三，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实施供给侧产业政策，让企业相信美国制造的产品具有市场需求。美国联邦采购预算每年支出达7000亿美元，是调节市场需求的最有力工具。通过收紧对国家安全所需行业和商品“购买美国货”的要求，确保这些采购资金能为美国工业投资创造需求。

第四，利用关税政策激励企业将供应链从战略对手处撤回美国境内。应循序渐进地实施关税改革和扩大“购买美国货”要求范围，向企业做出可靠的事前承诺，以便给企业时间和必要的规划周期重新调整供应链配置。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政策，既能增强国家安全又能推动经济的再工业化，具有“一石二鸟”之效。

最后，应积极推行科学教育，加强人才培养。美国应加大对科技和人才培育领域的投资，为产业工人提供振兴本土工业所需技能，将国防相关的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研发资金投入恢复至全盛时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