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放宽土地使用限制

分区规划制约了建设能力，进而提高了新建工业厂房的建安成本。此类限制涵盖住宅与商业地产的划分限制、最小地块面积要求、设计规范、材料要求、环境限制等等。在一些地区，经济学家预估分区规划对房价的影响约占房屋成本的50%。分区规划对非住宅建筑也产生了类似影响。各州、县的分区规划限制不同，但放宽限制或增加用于轻工业和重工业制造的土地规划数量，将更容易打造稳健的工业体系。

实现再工业化离不开建造大量实体厂房。任何限制建造厂房能力，或者限制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在厂房附近居住和工作能力的因素，都会增加再工业化的成本，从而降低产品竞争力。因此，放宽分区规划限制有助于降低建设成本。

（五）开展减税改⾰

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推行企业减税措施，显著提升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在产业价值提升方面仍有很大改进空间。

由于绝大多数贸易集中在商品而非服务领域，关注国际贸易对制造业至关重要。特别是2016年，众议院共和党人在《减税与就业法案》出台前提出的建议，即通过调节进出口商品税收和劳务成本抵扣，将企业所得税转变为基于目的地的现金税，不失为改革的正确思路。

尽管与《减税与就业法案》实施前相比，目前税率有所降低，但仍存在鼓励企业将收入、生产或资本转移至海外的因素。企业往往受利益驱使，将生产、利润和知识产权转移至企业税率更低的地区，以最大程度减少纳税义务，这也导致了美国税收收入的流失。

相比之下，基于目的地和边境调节的现金税措施，并未对毛利征税，而是对国内的现金流征税。因此，它在对进口商品征税的同时，允许出口商品进行税收抵免，从而鼓励企业将供应链布局在美国境内。

针对这一举措，常见的反对意见有两点：其一，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保护主义，违反了世贸组织（WTO）规则。但实际上，这种税收只是一种增值税，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许多增值税都包含边境调节措施。美国没理由不使用有利于其自身的税务条款。此外，鉴于其它国家未能完全遵守WTO准则，美国国内税收政策的制定是否应受制于WTO规则，这点仍待商榷。

其二，批评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进口和出口必须平衡，任何进口的减少都会导致出口的减少。但这一观点在此处并不适用，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且由于“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美国需要持续维持经常账户的赤字。除非美国失去其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否则全球贸易无法长期（数十年甚至更久）保持平衡。

基于目的地的现金税可能使美元升值，从而部分抵消竞争力提升带来的收益，但货币市场更多受投资和资本流动驱动，而非贸易流动，因此不太可能完全抵消。在竞争力提升收益被美元走强所抵消的情况下，税收义务转移给了外国人，因为美国的购买力增强，而其他国家的购买力下降，所以税负主要由其他国家承担。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必然会出现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国应该利用此举获取税收收入，切实提高因提供国际储备资产而应获取的价值。

（六）鼓励科技教育

为利用21世纪的技术打造制造业产能，美国需要人才培养和创新方面大力投资。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一直在提高。先进的计算机和机械技术，导致工厂需要的人力数量不断减少；因此，与过去相比，制造业工人需要具备更高技能。此外，教育补贴不应流向难以产生足够生产力从而弥补补贴投入的领域，而应投向能够培养所需的制造业技术劳动力的领域。加大对制造业人才培养和职业技校的投入，有助于提供更多再工业化所需的人力资本。美国不需要那么多特殊领域的“研究型”学生，而需要更多具备技术能力的实干人才。

必须大力投资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2011年，工程学学位授予数量与1985年持平。自2011年以来，这一数量已大幅提升，但大部分工科学生很有可能是国际生，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完成学业后便离开了美国。

重新调整美国教育体系的税收补贴，鼓励学生攻读STEM领域。建议进一步补贴前述领域，因为培养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将会推动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最终也有助于承担这笔开支。

虽然通过税收补贴STEM教育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市场扭曲，但投资培育劳动力的科学技能符合公共利益，能为经济增长、再工业化及国家安全带来实质性的积极外部溢出效应。

4.国防驱动型的产业政策

（一）“一箭双雕”的产业政策

再工业化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国防驱动型产业政策将刺激需求，加速再工业化进程，同时解决国家安全隐患。长期以来，国防采购、国家安全关税以及国防研发，不仅在国家安全和地缘战略方面，而且在美国及全球经济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此类政策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实现安全目标，又能达成经济目的。

经济学家大卫·戈德曼（David Goldman）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私人和美国国防部共同资助的企业实验室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使美国赢得冷战并主导全球经济。美国在军事科技和经济上的成功领先，让前苏联望其项背。戈德曼认为，类似策略也可适用当前的竞争中。

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家近期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试图量化国防科研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在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资助的县域技术集群中，国防专利数量在二战期间翻了⼀番，三十年后则增长了30%。这些结果是按地域产业集群统计的，因此可能低估了实际规模：实际可能还存在大量积极的跨县和跨行业溢出效应。

对当代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如计算机通信、雷达、卫星定位系统、等离子和LED显示屏等，都是由国防产业政策直接推动发展的。这些技术起初是为了让军队在军事冲突中占据上风而研发的，但该等技术的全球影响极为广泛。企业不断从政府资助的科研和采购中寻求获利，也意料之外地推动了技术的长远发展。国防研发不仅有助于保卫国土和人民，还可为本国经济带来显著的积极溢出效应。

知识创新与打造实体产业同样重要。为促进创新，需要培育熟悉生产流程的技术工人；如果无法熟知如何制造武器、打造国防体系及其零部件，就无法想出比现有方法更好、更经济的制造方法。换句话说，创新与生产息息相关。

国防驱动型的产业政策与《通胀削减法案》的环境产业政策存在显著不同。

首先，国防采购政策更有可能实现目标。加大国防投入、在美国生产更多的国防装备，以减少对脆弱供应链的依赖，这些目标都切实可行。

其次，国防需求系国之根本，不存在消失的风险。相比之下，《通胀削减法案》的补贴有到期之日，不具备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即一旦补贴结束，靠《通胀削减法案》推动的经济将会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

第三，相比其他领域，政府准确押注国防领域需求项目的胜率更大。非国防驱动型的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官员有先见之明，准确识别未来消费者和企业所需的关键行业和技术。“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指研发新冠疫苗的行动）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市场必然对研发成功的新冠疫苗有需求。但要准确判断未来消费者想要什么样的汽车则更难。

相较而言，国防产业政策只需军方确定其作战所需的技术和产品，而非揣测消费者需求。鉴于军方对自身近期需求的了解，比政府官员对消费者和企业偏好的了解更加清晰，随着时间推移，国防驱动型的产业政策一定比非国防产业驱动型的政策更易成功。

尽管采购和关税具有扭曲性，并且像任何其他产业政策一样会带来效率成本，但这是为保卫国家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依靠私营部门提供士兵可能更有效率，但我们还是要付钱给军人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经济学家也承认，在为国家安全等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时，经济扭曲是必要的，效率考量反而退居其次。

如果产业政策突然转向，可能会对产业造成极大破坏，而且调整供应链也需要时间。因而，这些政策应随着时间推移、在具有可靠前瞻性的政策指引下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