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稳健的再工业化

（一）优化营商环境

政府推动再工业化，不应抬高生产成本，而应尽可能降低美国国内的生产费用，从而鼓励企业选择在美国雇工和投资。政策应致力于让美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相较于国外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上更便利、成本更低且效率更高，进而增加需求，促使企业在美国投资产能并雇佣工人。

这样的再工业化进程将更为稳健，因为它不依赖补贴，不会因政府突然撤回支持而面临价格冲击的风险。稳健的再工业化不会因政府举债补贴而加剧财政赤字，反而可促进潜在经济增长、增加税收，改善长期财政状况。通过简化监管实现的再工业化也更将具韧性，因为它无需政府去判断市场的输赢。所有经济部门，而非受定向补贴的部门，都会从遏制过度监管、高效投资基础设施以及税收改革中受益。

大力推进再工业化，需对监管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要废除“拜登经济学”出台的要求，还要改革过去几十年里积重已久的监管规定。监管规定不仅会使产品制造变得更复杂、成本更高，还需企业投入大量资源，以确保满足各项合规要求。这些人为制造的负担可能成为巨大的市场准入壁垒，减少竞争并进一步推高成本。如果需配备高新技术人员和设备以满足监管要求，那么能承担起这些固定运营成本的企业数量就会减少，一般也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能力负担。

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M）研究估计，合规成本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该协会发现，制造企业的合规成本是其它经济企业平均值的两倍，小型制造企业为每位员工支付的合规成本更是普通企业的三倍多。

上述政策的结果是会形成市场准入壁垒，削弱竞争，造就更具市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从而推高产品价格。据古铁雷斯（Gutiérrez）和菲利蓬（Philippon）的研究表明，繁杂的监管措施（尤其是老牌企业对此政策的游说支持）将小企业挤出了市场。美国政策催生出一种机制，促使产业为避开监管，流向监管要求没那么严格的地区。

（二）简化环保法规

旨在保护环境的法规可能对投资和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环境法规可对贸易、就业和生产力造成损害，甚至还会阻碍投资和市场准入，导致竞争减少、创新不足和成本上升。

研究人员估计，空气污染法规使制造业利润和就业岗位减少了约9%；而影响电价的法规对制造工厂的选址有着重大影响，高昂的电价会显著抑制投资。

环境质量对国家福祉至关重要，但可以简化并更合理地实施环境法规，以尽可能减少对建设和投资的影响。所有法规都既有收益又有成本。例如，除环境污染法规限制外，美国环保局（EPA）针对半导体制造产业还制定了额外的监管项。

美国环保局称此举的法定依据是《美国法典》第42编第7401条，该条涉及一般性空气污染（特别是第7412条中列出的污染物），但并未就半导体问题向行政部门给出具体指示，即针对半导体制造设立额外合规负担的决定是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但这无疑提高了美国境内制造半导体的成本，给建立健全半导体产业体系造成了阻碍。

环境监管法规最棘手的不良影响之一是能源成本的上升。制造业和工业生产需要电力来维持建设和制造。高昂的能源成本大幅增加了在美国生产商品的成本，进而削弱了美国制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美国能源部部长主要职责是“领导能源部推进尖端技术，助力美国实现拜登总统提出的净零碳排放目标”。此类政策往往会限制新化石燃料的生产，旨在提高总体能源价格，以推动采用更清洁的能源。

虽然简化环境法规对重振工业至关重要，但创造充足且廉价的能源供应才是当下的首要任务。美国应尽可能推动包括化石燃料在内的各类能源生产，以将在美国生产的成本降至最低。

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环境保护都很重要。但气候变化取决于全球排放总量，而非局部排放量。排放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如果美国减少排放，而其它国家的排放并未相应减少，最终也是无济于补。

即便美国能将排放量降至零，按亚洲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也只需八年就能抵消美国的减排量。为碳减排而束缚美国经济，无法实现持久的气候改善。许多分析人士关注下世纪之交可能发生的气候灾难而《通胀削减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的综合效果充其量只是将气候灾难从2100年推迟到2102年。

但该等政策不仅严重削弱了美国生产力，还让他国获得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此外，美国的环境气候法规促使产业转向监管较宽松的地区，实际上可能增加全球总体碳排量。不论何种气候政策，如果仅是减少美国排放，却缺乏对亚洲排放的有效约束，就无法真正解决气候问题。

（三）降低用工成本

人为抬高的人力成本是再工业化的另一大障碍。任何导致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都会促使企业在生产中寻求替代劳动力的投入，比如使用外国劳动力或机器人。帮助工人的最佳方式，是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造强劲的劳动力需求，而非人为抬高用工成本。

推动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因素是工会化。工会旨在维护工人权益，但也使美国的劳动力相较于其他生产要素成本更高。由于工会将工资抬高到市场价格之上，从而抑制了企业对本地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企业转向其他地方生产。在制造业及交通等行业中，工会成员影响力往往比在服务业中更大，不过政府和教育等相关服务领域除外。

为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国会应通过类似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提出的“国家工作权利法”，允许雇员自主选择是否加入工会。美国总统有权在国家安全等重要领域限制联邦工会化，且应利用这一权力来推动国防工业基础建设，但目前这一权力并未被有效行使。

国会还应废除《戴维斯·培根法案》（The Davis-Bacon Act）及其对政府资助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项目）的“现行工资要求”。该法案赋予工会制定工资的权力，阻碍企业进行市场价格竞争。最后，国会应大幅缩减《全国劳工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赋予工会的独家代表权范围（monopoly representation powers）。

职业许可规则限制并固化了劳动力市场。任何对工人灵活转换行业和职业设置障碍的做法，都会降低制造商招募和雇佣劳动力的动力。此外，政府不会比雇主和企业家更了解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没有必要为获取职业许可投入大量时间。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可能会过度监管。保护工人免受人身伤害很重要，但过多的监管规定、报告要求和执法行动会大幅增加成本。比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试图强制要求在工作场所接种新冠疫苗或开展侵入性筛查。

有证据表明，与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相比，工伤赔偿保险计划能更有效地保障工人安全。如有工人受伤，企业的保险费用就会大幅增加。此外，前述政策规定能否有效预防工伤并无确凿证据支撑。但后者却是有效的价格信号，即工人因面临更高的受伤风险而要求更高工资，这是个公认的经济学概念，被称作“补偿性工资差别”。

如果企业通过工伤赔偿保险费有效管理风险，且工人以“补偿性工资差别”的形式，选择是否承担风险以换取更高工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繁冗规定就无关紧要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不应强制推行严格的企业合规审查机制，而应向工人准确提示重要风险信息，以便其更好地确定因承担风险所需的工资。这些价格信号在激励企业保障工人安全方面，将比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定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