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得当，这些方法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在没有遭受火力压制的前提下，一个BGM-71陶式反坦克制导导弹小组可以在5分钟内于2.4公里以外的距离摧毁7辆坦克。但如果遭受火力压制而被迫在射击间隙躲避和转移，这个反坦克小组的杀伤率可能降低至每5分钟消灭一辆坦克，甚至更低。一个100人的步兵连在长约180米的战线上密集列队，可能会被一个炮兵营一轮齐射消灭；如果他们分散在长约900米、纵深180米的地带，步兵连面对同样炮火的损失可能不到10%。如果采用部分隐蔽手段，而炮弹又偏离了阵型中央，损失率可能会减少到5%。

分散队形也可能降低攻击这个目标的价值。一枚价值10万美元的155毫米制导炮弹用于攻击散兵坑中的两名士兵，就算得到了无人机的准确定位，也显得过于浪费。当士兵分散在战场上时，尝试用更廉价的非制导炮弹打击他们才是更经济的选择。但这样做也有弊端：火炮每次发射都有被发现的风险，因此向一个小目标发射多枚无制导炮弹会使炮手容易遭到反炮击，代价很大，收益却很小。飞越敌方防空系统的战机更容易被击落，但如果它们以低于敌方雷达探测范围的高度，从友军防线后方开火，就不容易被击落。

不过，要正确执行这些战术可能具有挑战性。如果只需固守原地，大多数军队有能力在小范围的层面执行分散、寻找掩体和隐蔽的战术。这将降低伤亡率，但如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那么这支军队所能实现的目标也会受到限制。空军可以将活动范围限制在后方安全地域的低空，但这会限制他们对战斗所能做的贡献。

大规模夺取阵地并阻止敌人这么做，就要求部队能够组织机动预备队，协调纵深防御；在进攻作战中实现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和防空兵等多兵种协同；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火力与机动相结合的原则——这些都是难上加难的任务。有些军队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有些则尚未掌握。事实一再证明，无论进攻方是否拥有坦克或精确制导武器，具备多层纵深、精心加固且得到机动预备队支援的防线都很难被突破。

卫星拍摄到俄军挖掘的前沿防线

然而，面对缺乏纵深、准备不足且缺乏后备力量支援的防线，进攻方可以通过实施大规模协同作战以及火力加机动的战术原则，轻而易举地实现突破并攻占阵地——哪怕没有装备坦克或精确制导武器。这样的案例包括1918年德军步兵取得的突破，或2022年乌军在哈尔科夫面对俄军无人机与精确制导武器时取得的战果。

新技术的确很重要，但自1917年以来，各国军队逐渐采取了反制新技术的手段，大大削弱了新技术对战局的影响。当精确制导武器用于试验场或针对高度集中且暴露的目标时，能够造成毁灭性杀伤；但攻击分散隐蔽的部队时，所造成的伤亡要小得多。武器的杀伤力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各国军队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在19世纪，各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密度大约是每平方英里2500人至25000人。到1918年，这些数字已经缩小了10倍；1945年时，又下降了10倍。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一支规模相当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期间所指挥的军队，其地域分布面积大约是1815年同等数量法军分布面积的3000倍。

如果仅仅分析武器而不考虑它们与人类行为的交互，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更致命军事技术与更分散、隐蔽的攻击目标之间的结合，远没有带来人们预想中能够产生的效用变化。更好的工具总是有益的，西方的军事援助对乌军抵抗数量上占优的俄军也至关重要。但军事技术对战场的实际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使用者的行为。而在乌克兰战场，正如过去100年间的大国战争一样，军事技术使用者的行为相比工具本身，往往更能体现战争的走势。

尽管乌克兰战争中出现了大量新装备，却尚未带来革命性的结果。基于历史标准，这场战争的伤亡率并非特别高。乌克兰境内的进攻方有时能够推进，有时无法推进；并没有出现一成不变的僵持防线。面对新出现的致命武器，今天在乌克兰的作战人员采取了与他们先辈同样的回应方式：一方面运用技术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趋势，即进一步地分散、寻找掩体、隐蔽与火力压制，于是双方都降低了在敌方火力前的暴露程度。

乌克兰战争中的损失依然惨重，这在大规模战争中很常见。但这种损失率并没有阻止进攻方在基辅、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占领大量土地。进攻方的成功并不容易，通常来说需要结合一系列的攻势技巧与防守方的犯错，过去几代人以来的战争皆是如此。在乌克兰，正如过去不断上演的情况，当熟练的进攻方攻击浅近纵深、准备不足、预备队或后勤保障缺乏的防线时，他们就能取得突破；但同样正如过去不断上演的情况，当这些条件无法满足时，攻势的结果往往会陷入僵持。这与无人机或接入宽带互联网无关，在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变革。它只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趋势、科技与人类主动适应性之间关系的边际延伸而已。

俄军2S19自行榴弹炮 图自：俄罗斯国防部

如果乌克兰战争更多体现了一种趋势演变而非革命性变化，这对国防规划和政策意味着什么？西方国家是否应该放弃追求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停止发展相关理论？当然不是。渐进的变化仍然是变化，而选择适应变化的全部意义，恰恰在于军队必须采用新装备与新战法。一台1916年的坦克在2023年的战场上几乎没有胜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拉锯战的减员率始终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正是持续、双向适应的产物。在这种适应过程中，交战双方始终努力避免让对手获得太多优势。

然而，“革命论”的核心是围绕变革所需的速度与性质方面的争论。如果战争形式正经历革命性变化，那么传统上渐进式的观念创新与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是不够的，需要更彻底的变革。比如，应该放弃研发坦克，而不是继续从事现代化改装；军用机器人系统应该迅速取代人类士兵；还应放弃准备大规模进攻行动，重点强调防御作战，并禁止除特殊情况外的任何进攻行动。

迄今为止，乌克兰战争几乎无法让这种观点站住脚。战事仍在延烧，各方面的证据还不充分，未来的战局走向也可能不同。但迄今为止从战场上观察到的结果，几乎无法支撑对技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预期，或者激进地调整装备与作战理论的需求。这一点当然也符合历史趋势。坦克自1916年问世以来已走过近110年的历史。一直有人认为，鉴于反坦克武器的技术进步，坦克已经过时。50多年来，也就是坦克问世至今近一半的时间里，这种论调屡见不鲜。然而在2023年，乌克兰的交战双方仍在继续依赖坦克，并竭尽所能获取更多的坦克。

美国空军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理论重构，当时的发展思路基于一个假设：核武器领域的变革取代了常规战争，未来空军的主要任务将是负责投放核武器。美国空军的发展规划全部围绕这个具有变革性却从未实现的未来。当他们参与在越南的非核战争时，发现此前的规划并不能满足战场上的实际需求。

或者看看美国陆军的作战理论。1976年的相关调整体现的思路是，在大多数条件下，精确制导武器的运用将导致进攻行动付出代价高昂的损失。为此，需要重新强调从预设阵地上发动以静态防御为主的作战行动的重要性。这种“积极防御”的军事理论被认为极具独创性，但依然考虑不周。最后美国陆军放弃了该理论，转而拥抱更传统的“空地一体战”概念，并在1991年从科威特发起的进攻作战中成功实践。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持续数代人的国防政策辩论中，关于革命性改变与转型的呼声屡见不鲜。基于当时已观察到的经验，绝大多数呼声最后并未奏效。经历了一年半的乌克兰战争，现在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声音会是正确的。

（原文于8月10日发布在“外交事务”网站，原标题：“重返战壕——为什么新技术没有给俄乌冲突带来革命性变化。” Back to the Trenches: Why New Technologies Hasn't Revolutionized Warfare i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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