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迄今为止，乌克兰战争远没有陷入到以防御为主导的战场僵局。一些进攻行动确实未能取得进展，或者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能取得进展。俄军在巴赫穆特的攻势最终取得成功，但也是在付出了10个月、约6万至1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取得的。俄军2022年的春季攻势几乎没有夺占多少领土，自2月份对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进攻持续了近三个月，最终才以优势兵力歼灭防守乌军，占领该城。2022年8月到9月，乌克兰在赫尔松发动反攻，连续数周陷入缓慢且代价高昂的消耗战。

但是，其他的攻击行动取得了更大、更快的效果。俄军2022年2月的首次出击虽然在许多方面执行的十分糟糕，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夺取了4.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乌军3月至4月初的基辅反攻夺回了超过1.9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乌克兰去年8月在赫尔松的反攻最终夺回约470平方英里的土地，9月份开始的哈尔科夫反攻则夺回了2300平方英里的土地。因此，这场战争呈现的是成功进攻与成功防御交替上演的局面，而非进攻行动持续受挫的模式。而这一切——无论是突破还是僵局——都是在运用新武器装备的前提下开展的。相反，坦克等旧式传统装备在成功或失败的进攻行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变化很难用任何由技术决定的战争新纪元来解释。

在乌克兰被击毁或遗弃的“豹2”主战坦克与“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这件事与过往战争形成了重要呼应。在大众的想象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限于科技水平决定的堑壕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由坦克、飞机和无线电主导的攻势战争。这种看法促使今天的观察家们期待在乌克兰出现战争形式的划时代转变。但现实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遵循统一的、完全由技术决定的模式：同样的技术既被用于迅速攻占领土的进攻行动，也导致了战线几乎不会移动的防御僵持。两次世界大战在进攻成功率方面的表现差异巨大，且与装备上的差异关联不大。

例如，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印象，是1915年至1917年间的堑壕战僵局。然而，1914年德军入侵比利时与法国之初，尽管面临敌军现代化的机枪与大炮，却仍在四周内推进了200多英里。1918年德军的春季攻势连续三次突破协约国的西线防线，几乎不依靠坦克就占领了近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随后上演的协约国百日攻势在大约180英里的正面击退处在开阔地形上的德军，夺取了超过9500平方英里的地区。事实上，在1918年约八个月的战斗中，有超过12500平方英里的土地易手。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许多失败的进攻行动，但僵持并不代表战争的全貌。

相反，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印象是坦克和闪电战。当然，无论是德军在1940年和41年入侵法国、苏联期间，还是1944年美军在诺曼底发起的“眼镜蛇”行动，都是靠大量装备坦克实现进攻与突破。但这场战争也出现了一些军事史上代价最惨重的、失败的进攻行动。1943年在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战役中，作为进攻方的德军付出了超过16万人伤亡、700多装甲车辆被毁的代价，仍未突破苏军防御。1944年英军在古德伍德行动的进攻失败，被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麦基（Alexander McKee）形容为“装甲师的死亡之旅”。1944年至1945年间，盟军对意大利“歌德防线”的多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且伤亡超过4万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也千差万别：它并不是一个有关进攻行动必然成功的简单且一致的故事。在乌克兰，面对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高超音速导弹和天基监控系统，还是出现了成功的进攻与僵持的防御战。在以上所有战争中，没有一场的结果是军事工具能事先决定的。

技术进步之所以不能在战争中发挥更大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在于它们只是影响战争结果的一部分因素。战斗人员如何使用自己的技术和适应敌人的装备，也是至少同样重要、往往更为重要的因素。

自人类进入现代以来，情况就始终如此。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武器的杀伤力已经发展到足以给那些在开阔地大规模暴露兵力的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早在1914年，四门75毫米野战炮的一轮齐射就足以让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布满致命的弹片。在弹药充足的条件下，法国的M1897年式75毫米野战炮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15枚炮弹。一支军队向配备了这类武器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无异于自杀。即使重型坦克正面冲击现代化的反坦克武器，也会被大量摧毁：英军坦克在古德伍德撞上德军反坦克炮，德军坦克在库尔斯克冲击苏军反坦克炮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因此，面对现代化的火力，大多数军队都会做出调整。有时，这意味着部署新工具来反制敌方的技术：反坦克炮促使各国研发装甲更厚的坦克，进而导致研发更具威力的反坦克炮，然后是更厚的坦克装甲，如此循环。乌克兰战争期间已经出现了多轮技术措施-反制措施的竞赛。例如，昂贵、精密的无人机被防空导弹所克制，这鼓励作战人员部署更简单、廉价、数量更多的无人机，它们又被更加简单、廉价的防空高炮与手持式干扰机所克制，如此循环。美国于2022年6月向乌克兰提供了使用GPS信号制导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海马斯”（HIMARS）系统；俄军现在定期干扰GPS信号，极大地降低了“海马斯”导弹的精度。技术反制措施在战争中无处不在，它们能较快地限制许多新部署武器的性能。

一辆被击毁的俄军坦克

但最重要的调整往往不在技术层面，而在战役和战术层面。这关乎军队如何改变他们手头工具的使用方式。一个多世纪前，各国军队为了减少暴露在敌方火力下的概率，发展出了分散、寻找掩体、隐蔽和火力压制等手段。复杂的地表地形为掩体（如山坡等无法被穿透的障碍物）和隐蔽（丛林等不透明的障碍物）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前提是军队必须高度分散，将大规模的编制改组成人数较少的小分队，允许他们融入成片的森林、建筑物内部以及不规则的地表地形中，这些地方为避开敌方火力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数个世纪以来，各国军队通过挖掘战壕、碉堡和野战工事来加强这种天然掩体的作用。截至1917年，军队发现，通过结合火力压制与“掩体到掩体”的短途冲刺，他们可以减少短暂暴露在敌方炮火范围内的伤亡，并在战场推进的过程中存活。进攻方学会了将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航空兵等兵种结合起来，以实现这种“火力加机动”的作战方式：步兵可以观察到隐蔽的敌军，坦克前出并发挥火力优势摧毁敌人，炮兵用火力压制掩护进攻部队的机动，工兵负责清除地雷，航空兵则从高空发动攻击并保护部队不受敌机的攻击。防御方学会了将堑壕内的部队分布到多层纵深，以迟滞进攻方的攻势。同时后方的预备兵力通过机动来增援受威胁的防御点。这些方法打破了1918年的堑壕战僵局，相关概念不断延伸，一直沿用至今。

空军与地面部队不同，不能一边挖战壕提供掩护、一边执行作战任务。但空军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避开敌军火力，比如限制飞行高度与路线，避开敌方的防空系统。他们能与地面部队或其他飞机协同作战，通过短暂暴露的方式压制敌方防空火力。飞机也可以在多条跑道之间转移，减少遭受地面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空军在飞行时还能降低编队密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千架轰炸机编队组成的大规模空袭已经成为过去。随着防空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空军和地面部队一样，也要通过不断调整减少自身遭受攻击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