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观察家质疑，如果乔•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将对该计划的进程产生何种影响。芒格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毫无意义。他说，到今年年底，美国有望由多家公司生产出1亿余只冠状病毒疫苗，而到了就职日，“绝大多数繁重的工作都将结束。”拜登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将支持参与曲速行动的科学家。其竞选团队发言人安德鲁•贝茨（Andrew Bates）说：“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将提供特朗普当局所一直缺乏的领导力，授权我国政府内部的科技人才，包括那些参与曲速行动的人才，确保将安全有效的疫苗公平、高效、免费地分发给所有美国人。”

芒格说，到2021年4月，美国将有超过6亿只疫苗可用。而在这些大数字背后，还存在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在6种曲速行动支持的候选疫苗中，有5种需要使用两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能不会批准所有疫苗上市，这意味着难以估计的数百万疫苗可能会被扔进垃圾箱。（事实上，阿斯利康和强生出于安全考虑曾不得不暂停在美国的试验。后来两家公司的试验于10月23日恢复）。每种疫苗都有自己的储存要求。辉瑞的疫苗需要保存在-75摄氏度（-103华氏度）的环境里，这使得向全国配送辉瑞疫苗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如果不是因为此前做出了一系列目前看来极其短视的决定，曲速行动计划本无存在的必要。在过去20年，公共卫生专家一直在警告美国对突发疫情准备不足，但对生物恐怖袭击的忧虑淹没了这些警告。2001年6月，一群美国官员和决策者举行了一次名为“黑暗冬天”的演习，该演习模拟天花病毒被用作生物武器袭击美国，这次演习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在许多方面，这次演习并没有解决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包括缺乏应急能力去治疗患者和难以控制疫情爆发。

在黑暗冬天演习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和一系列被大肆宣传的炭疽攻击事件，这导致美国推出了新一轮政府开支计划去应对生物恐怖袭击。在当时还叫做Bioport的Emergent公司是唯一一家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许可的炭疽疫苗生产商。联邦政府在这些袭击发生后不久就开始储存数以百万计的疫苗。

Emergent公司办公大楼 图片来源：该公司官网

2004年，国会通过了《生物防护项目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为“战略性国家储备计划”提供56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和购买“医疗对策”——应对生物和化学攻击的疫苗和疗法，包括Emergent公司生产的炭疽疫苗。出台这项法案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应对自然发生的传染病，尽管该法案出台后不久就爆发了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译注：即非典型性肺炎）。那时，全球已有8000人感染了非典，774人死亡，而且在那一年非典疫情在亚洲各地始终层出不穷。

而那时的制药公司并不急于投资开发“战略性国家储备计划”所急需的药品和疫苗，因为这些研究常常风险极大而投资回报却不确定。因此，国会于2006年成立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以填补研究空白。在该局大肆收购公司和授予合同后，Emergent公司巩固了自己对生物防御产业的控制。在2007年，它获得了一份合同，为国家储备计划提供1900万只炭疽疫苗。随后，该公司收购并翻新了巴尔的摩市的一家工厂，该工厂目前正在生产冠状病毒疫苗。

本来，这个世界应该会更快地迎来疫苗。2012年，贝勒大学的科学家霍特兹获得了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大笔拨款，用于研发一种对抗非典的疫苗。到了2017年这笔拨款用尽时，尽管疫苗看起来非常有希望被研发出来，但他已经没法凑够足够资金用于人体试验。他说自己当时研发的疫苗有可能为人类对抗新冠病毒提供一些帮助。他说：“我们当年把它存放到了冰箱里。这些产品真的不赚钱。”

奥巴马总统在10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说，他给特朗普政府留下了一份69页的文件，内容是如何应对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新出现病原体。他说：“我们真的给白宫留下了抗疫的预案。”但特朗普当局却早就习惯于对奥巴马时代的计划釜底抽薪。2018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解散了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局，该局是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由奥巴马创建的，旨在配合白宫应对全球各地爆发的传染病。博尔顿在推特上说，应对全球健康危机仍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要任务，该委员会的专家们有效处理了2018-19年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制定抗疫计划的责任长期被分散至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最明显的莫过于联邦应急管理局。也许最应承担责任的是由医生、退役空军上校罗伯特•卡德勒克（Robert Kadlec）领导的备灾应变事务助理部长办公室。在被特朗普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一年后，卡德莱克控制了总值6.5亿美元的国家战略储备预算，而负责管理国家战略储备计划的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据《华盛顿邮报》5月报道，卡德莱克曾在Emergent公司担任有偿顾问一职，并与该公司创始人有过业务往来。当Emergent被问及它与卡德莱克的关系是否会使其处于有利地位时，该公司表示，它与多届政府有过合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在特朗普执政时期，Emergent的收入翻了一番多，从2016年的4.88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1亿美元。当疫情来袭时，国家战略储备计划储存有数百万剂炭疽疫苗和足够多的天花疫苗，可以给每个美国公民接种上一只。

这并不是说卡德莱克没有意识到疫情突发的风险。2019年，他的办公室监督模拟了一场来自中国的流感疫情。这场名为“深红传染病”的演习暴露出在应对诸如新冠病毒传染这样的疫情时，美国将措手不及。卡德莱克于2019年12月在国会作证说，美国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几乎所有抗疫所需物资都产能不足：疫苗、药品、针头、注射器和口罩。如果这个模拟演习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给政府应急计划带来重大改变，那这种改变并没有发生。

今年1月13日，Emergent公司的制造和技术运营负责人肖恩•柯克（Sean Kirk）在看到中国武汉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新闻后，就变得越发担心起来。他找到负责公司全球供应链的同事，告诉他们开始储备关键的产品原材料。他回忆说：“我担心这场疫情可能会大爆发。”当月晚些时候，Emergent公司向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提交了一份深入分析的白皮书，提醒该机构Emergent公司能完成哪些工作。

瑞克•布莱特（Rick Bright）在美国疫情初起时担任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的主任，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了一次检举揭发式的申诉，指出联邦政府在开发疫苗方面行动迟缓。他说自己抗住压力拒绝把羟氯喹当作抗疫药物，因而被免职。羟氯喹一直是特朗普在大力推销的一种抗疟疾药物，目前缺乏严格的试验以证明这种药物能安全有效地治疗新冠肺炎。今年1月，布莱特说，他曾试图说服卡德莱克和卫生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为开发抗疫药物和诊断流程拨款，但未能成功。卫生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布莱特所处地位使其无法知晓所有已实施的抗疫措施。布莱特没有回应记者就此事发表评论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