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引爆了欧洲二战之后最大的难民危机。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英国退欧和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欧盟面临进一步解体的巨大挑战。目前这场危机仍在持续，对欧洲的影响还难下最终的结论，但从危机的发生到欧洲混乱的应对，使得这个体制的弊端显露无遗。

客观而论，这场难民危机即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则是美国2003年出现了战略性失误，轻率的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武力颠覆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外力的蛮横干预摧毁了伊拉克和中东的力量平衡，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为后来极端伊斯兰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伊斯兰国所经之处战火遍野，百姓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近因则是欧洲无视美国当年的教训，重蹈覆辙，又以武力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卡扎菲在败亡前曾打电话给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直言他倒台利比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出现空前规模的难民危机。非洲一些国家的非法移民也会利用利比亚的混乱大举横跨地中海偷渡。然而却完全被欧洲无视，结果他的预言一一成为现实。

相对于美国，欧洲在同一条河流再次跌倒更难以理解和不可原谅。一是美国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各方的反思早已汗牛充栋，就是当事人之一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公开认错并道歉。小布什的弟弟在选举时也同样承认伊战是决策错误。但欧洲却对此熟视无睹，一意孤行。二是美国当年的霸道鲁莽行为虽然造成严重后果，但毕竟远离自己本土。除了软实力受损和给伊拉克带来灾难，并不会冲击到自身。欧洲则不同，北非与之隔海想望，一旦动荡欧洲必然首当其冲。

欧洲难民潮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难民潮发生时，欧洲正面临多重危机，处于二战以来最大的困境中：主权债务危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传统族群出生率的下降导致的种族危机，以及中产阶级萎缩成为少数，民粹主义抬头。应该说危机中的欧洲更应该慎重面对和处理自己一手导致的难民挑战，以免造成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德国非常仓促地决定敞开国门接纳所有难民，一年之内就涌进了一百万人。一百万人是什么概念？中国三峡工程移民不过百万。中国面积几乎是德国的三十倍，人口也是德国的十七倍之多，而且中国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很强，这一百万移民也都是同文同种，价值观也一样。尽管如此，中国也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才解决。德国凭什么来安置这一百万信仰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的难民呢？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要拨款60亿欧元用于安置难民，结果仅2015年开支就高达210亿欧元（据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的研究）。德国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拉斐尔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以100万难民的人数计算，指出：“难民危机可能要耗资近1万亿欧元”。纳税人每年负担170亿。如难民能在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此间需9000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国民总产值的1/3。拉斐旭申的研究结果是假设难民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但据贝塔斯曼基金会委托经济学家Iván Martín主持调查欧盟9国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的研究，结果发现，无一国成功地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

更严重的是，德国此举不仅激发了更多的难民涌入，令难民危机的规模迅速膨胀，也使得原有的危机更加恶化：沉重的经济负担、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渗透进欧洲（仅2016年7月，德国就发生三起难民进行的恐怖袭击）、种族结构更加失衡、民粹主义更加迅速的崛起。难民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英国脱欧，开启了欧盟解体的第一步。

世人或许要问，西方主导世界五百年，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何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却频频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领导人的能力何以如此低下？

其实不仅难民危机是如此，恐怖袭击危机也同样如此。我们知道希拉克主政时，法国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因为希拉克的政策是基于自身在反恐上的两大先天罩门。一是国内有七百万穆斯林，多数人生活艰苦，因此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不难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二是法国疆域广大，三面环海，又是申根国家，在物流层面上根本无法控制危险品、爆炸品的进入。所以，2003年法国带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既赢得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也稳定了国内穆斯林情绪，同时更避免了在法国出现恐怖袭击。

但到了萨科奇时代和奥朗德时代，他们却完全无视法国的致命弱点。先是以武力推翻了卡扎菲政权，造成该国的无政府状态，既给伊斯兰国的发展状态创造条件，也制造了空前的难民危机。随后当伊斯兰国仅与叙利亚政府军、伊朗和美国激烈交战、还没有将目标针对法国时，奥朗德突然决定向伊斯兰国开战，直接引火烧身。

面对西方国家所犯下的一系列导致严重后果的错误，都不由得令人发出上述之问。答案恐怕还是要从西方目前的制度根源上追根溯源。

西方制度历经数百年演化，基本上在二十世纪实行了从精英政治到大众民主的转变。美国是1965年实现一人一票，瑞士则是1971年女性获得投票权（但直到1990年女性才获得州级别选举的普选权）。这一演进令其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精英选择精英到大众选择精英。然而，和关注长远利益也需要思考遥远复杂国际形势的政治精英不同，大众只关心短期的自身利益。不仅如此，大众也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个人好恶。许多和能力无关的因素都能够成为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比如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是否善于演讲、善于表演和做秀以及时代背景，甚至出身于什么家庭也非常重要。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精英则必须迎合大众，从他们的角度、心理和需求开展竞选、兑现承诺。这自然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也给极端政治人物的崛起创造条件。

执政不佳、仅有4%支持率、前所未有放弃连任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年胜选是因为60%的工人和青年投了他的票。也就是说法国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缺乏社会经验的两个群体，决定了这次选举结果。

2016年被西方视为民粹主义代表和反体制的特朗普，就是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支持下赢得选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