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西方制度模式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程序。于是候选人都把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竞选是如此，当选后要连任也同样是如此。其执政的着眼点都是短期和急功尽力。

2011年法国积极卷入利比亚内乱，就和萨科奇希望以对外战争的胜利争取连任有关。奥朗德执政期间多次对外动用武力，包括主动向伊斯兰国开战也都和拉抬自己的支持密不可分。但后果却由整个国家承担。

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中，尽管长期以来法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一直处于困境中，但执政党社会党的候选人阿蒙仍然提出这样的竞选纲领：许诺通过向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征收机器人税，向每位成人公民发放每月750欧元的生活津贴。这一政策乍一看关照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收取机器人税将会把法国的先进制造业赶到周边国家，将更加削弱法国竞争力和国力，所有法国人都将为此买单。

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这就可以解释一个现象，何以现在发达的西式民主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何以发达的民主国家都债务累累？

西方常用的说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基数增大，各产业饱和发展，增长必然缓慢。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活力被遏制。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收集了近100个国家在1960年至1990年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它的结论是：“当人们的政治权力水平较低时，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实现了适度的民主制后，这些政治权力的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原因在于“过于倚重公共方案和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331页）。因为拥有选票的民众只乐意于分配财富，而反对增加劳动时间、提高税收、减少福利。所以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9%，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但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美国只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掉占全球25%的自然资源，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然而，一个无法实现增长和持续的社会其命运将如何，这不难得出结论。

西方选举中的政治人物，往往只在意眼前利益

第三，西方通过选举产生人才的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

西方民主选择人才的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在世袭皇权时代，这种模式有其优越性。皇权制度下，如果遇到一个好的执政者，国家万幸。如果是一个坏皇帝，也只能等到他终老才能更替。所以，当时西方的发展要远远好于其他皇权制国家。

但和今天的中国相比，西方模式的优越性已经成为弊端。中国一方面也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另一方面在选拔人才上则胜西方一筹。中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中国不会出现先选上试试，不胜任就换下的情况。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事实上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的世袭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双方唯一的区别就是西方有任期限制而已。

第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于从政。这也是西方无法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原因。

一是在全球化和金融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民粹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不将之拒之门外。最后选出的人才素质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二是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却步。

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但只要是人，都会有七情六欲，有弱点，有过失。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只要从政，则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二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

2017年法国共和党刚刚通过党内初选推出前总理菲永为候选人，就被媒体曝光菲永担任议员时雇用自己的太太和两个儿子担任助理的丑闻。虽然此举并不违反法国法律，但却在道德上被重创，形象大损的菲永支持率随之下降。菲永指责这是左派发起的“体制政变”，把选举从政策之争扭曲成私生活的攻击。

第五，尽管西方无法选出优秀的人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对有限政治人才还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 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总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屡屡犯下如此之多的低级严重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之所以同时面对如此之多的危机而且迟迟无法化解，除了体制性人才逆向淘汰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把一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推向极致，形成僵硬的教条，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改革能力。其实西方奉行的许多价值观之间是有张力的。如自由与安全。自由绝对化，必然是以安全的下降为代价。公平极端化，必然会牺牲效率。正确的做法则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各种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假如恐怖袭击是头号威胁的时候，就要压缩自由。当经济处于危机之时，就要以效率和发展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