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如此之多的危机面前，西方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

比如当难民危机发生时，西方应该立即想办法恢复叙利亚的和平和利比亚的秩序。并在当地迅速建立起难民营。这既可以更有力的打击恐怖分子、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到欧洲，也可以减少难民长途跋涉的艰辛，其直接成本也远远比现在的处理方式低很多，更不会发生英国退欧这样巨大的变局。但要做到这一点，西方需要改变敌视叙利亚政府的立场，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但这就和西方奉行的价值观冲突起来，是政治不正确。因为在他们眼里，叙利亚和俄罗斯都是罪行累累的独裁者，怎么可能和他们合作呢?

再比如面对直接决定西方未来的种族结构变化（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的数据，1950年欧洲和北美占世界总人口的28%，而到2050年，将下降至12%，且平均年龄为五十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西方同样是有很多牌可以用：强制同化、减少家庭儿童福利、实行计划生育——白人家庭早已自动计划生育，无子化和少子化现象非常普遍，而其他族裔出生率极高，且政府提供的儿童福利就能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根本不需要再和这个社会打交道，成为自我封闭的社区。但这些措施又统统和它们的价值观如信仰自由、平等、人权等冲突起来，无法实行。

西方受价值观政治正确的影响到了什么荒谬的程度，可由如下一件事窥一斑：2016年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三位难民性侵，她报警时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还在脸书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

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

被强奸者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恐怕也只有在西方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发生的咄咄怪事。由于格伦是政治人物，由此可以想见西方政坛已经把价值观推到何种离谱的地步。

由于今天的西方凡事都要问是否符合抽象的价值观，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其制订的政策别说解决问题，往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另外，西方这一系列的决策重大失误，确实与它的决策机制有关。西方的政治人物选举产生之后，总统或总理便具有庞大的权力，一人就能决定所有重大事件。政府其他人员虽然可以建议和提供咨询，但更多的时候不过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所以法国各界都认为他们选的不过是有一个任期的帝王罢了。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自己就可以发动两场战争，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也是为什么默克尔可以独自短时间内决定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难民接纳政策。这同样也是为什么萨科奇和奥朗德可以迅速决定军事干预利比亚和单方面对伊斯兰国开战。这和中国集体决策的常委体制相比，其决策风险很高，决策合理水平很低。

事实上，不仅决策机制，它的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也同样丧失应有的作用。西方屡屡发生重大失误，但却没有一人承担相关责任。而且由于有任期限制，即使要改也只能等四年或八年之后的政党轮替。在当代社会，持续如此之长的错误导致的后果是极为惊人的。据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两场反恐战争耗资四万到六万亿美元，等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应对能力。以这次欧洲应对难民危机为例，其造成的后果：种族结构更加失衡、恐怖袭击更加难以防范、民粹主义席卷欧洲、英国退欧，恐怕都不是金钱能够计算的了。而直到现在，这种错误仍然无法改正，大量的难民仍然继续涌向欧洲，欧洲也不得不继续接纳。

最后还有需要说的是，西方制度模式弊病百出，运作日益艰难，还和西方民主制度赖依存在的基础中产阶级日益消亡有关。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根据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研究所的报告称，1992年到2013年，德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了48%。同时，贫困人口从30%增长到35%，而高收入阶层也从14%增长到17%。一旦中产阶级成为少数，西方这样的社会将很难产生多数共识，政治走向极化，民粹力量抬头号，社会的稳定器不复存在。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何以西方的政治越来越极端化，民粹化。缺乏正如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年马克思的政治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那么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也难以存活。

中产阶级的萎缩客观上讲并不是西方国家政策上出了多大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一是由于全球化，一是由于金融、互联网产业取代了传统的制造业，三是机器人技术的迅速发展。

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在本国之外寻找更多的利润。苹果手机的研发在美国，但生产制造却在发展中国家，结果获得暴利的仅仅是少数高端的研发人员。金融和互联网行业也是类似，获利的也往往是少数群体。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更是成为西方工作岗位减少的主要原因。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了280万个；2010年至2014年间，美国制造业稳步复苏，但工作岗位仅增加了76.2万个。为此美国经济学界对此做了很多研究，其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特等人的研究颇具代表性。他们发现，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的因素中，贸易影响仅占20%左右；科技进步，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才是主要因素。而根据州立鲍尔大学商业和经济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工厂就业岗位的减少中，贸易因素只占13%。在减少的就业岗位中，绝大多数（80%以上）是被机器人替代，或是因为其他令工厂对人力需求减少的本国因素。

可以说，难民危机不过是压倒西方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此之多的危机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源既在于制度本身，也在于这个时代进步，也可以说这个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都需要历史给出最终的答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2017年第10期《红旗文稿》，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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