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货币开始从因变量，即中性货币演变为自变量，变成了一个启动经济过程的始发力量。原因就是在于货币能够直接变成资产，资产对应负债，然后创造出新的经济活动。但这个过程能不能持续？长期看是好事还是灾难?这都取决于超发的货币投向了什么领域，是投向生产性资本的积累，还是像欧美一样的福利消费和虚拟资产的交易?由此观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平台。这两者实际都是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本金，投入到实体经济，集中体现在中国各类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上，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盘面。[9]前边已讲过国家协调要素供给能力的重要性，这里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这个领域的重要经济职能，就是整合与协调核心资本及市场自发力量，形成一个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构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有利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土地、资本、劳力、技术、能源以及生态资源等。

上述举例已经可以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在其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上被经济世界的空前变革远远甩到了后面，成了与当代经济世界的真实运行无关痛痒的“老调”。经济之舟已经渐行渐远，经济学家仍还在原地寻找解题之剑，岂非时代的悲剧？是该政治经济学再出场的时候了！

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路

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理论的根本地位是确立已久的。但是至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版“现代经济学”教材体系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重点大学的必修课程；相反，政治经济学反而日益成为边缘的课程了。反映到日常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也几乎全面来自“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几乎完全缺位。即使在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后，上述情况也鲜有改善；虽然在顶层话语上（如“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等）已经确立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性，但是落实到经济政策的讨论上，仍然还是“言必称希腊”，跳不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窠臼。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肯定、实际上“退场”的现象呢？原因固然很多，恐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经济学自身长期以来自我封闭，既少理论创新，也远离当代现实；既不了解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现实，也没跟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很多时候只是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炒冷饭，或者简单的为中央文件提供几乎是重复性的“解释”，而不是尝试建构国家发展与政策讨论的学理基础。而为数不多的具有学术情怀的政治经济学者，则受到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影响，把大量精力投放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化上面了。久而久之，政治经济学既未上达庙堂之高，也未下入江湖之远，逐渐形成自弹自唱、和者益寡的局面。

2007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群体的分化。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批评乃至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甚至从校园和学术圈走向了社会和街头。国内长期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们也受到鼓舞，校园内的学生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黑板经济学产生厌倦与失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出面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大相当关键的理论工程，这一切都表明：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与复兴正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

当然，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不会仅仅从思想史的内在要求中实现，他必须依靠政治经济学自身实实在在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支持倡导，而必须在与其它理论——主要是“现代经济学”的竞争中实现它的复兴。那么政治经济学在世界变革的情境下，能够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有能力实现面向当代现实、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吗？

我的看法是“必然的”。理由有四：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说，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这使得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深究内里，而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局限于在经济变量的层次，不知不觉的以资本利益为中心。

第二，研究方法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看不见人群中的不同群体，也不理会市场的内在结构，习惯用消费者、投资者、交易这类原子化的概念来展开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阶级或不同利益群体的区分，强调从群体到市场到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

第三，就研究对象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局限于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着重在数学方面做文章，数学模型越来越复杂高深，而与经济的关系却越来越远。常常是用数学模型的可求解性来剪裁和阉割经济现实，从而使现代西方顶尖学术研究的主流成了自我欣赏的数学游戏。对比之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以现实经济体系的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理论必须随着真实经济体系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与时俱进。

第四，就学术共同体设定的研究路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高度体制化、科层化、八股化。从学术大咖、教授、年轻教员、博士后的层级设置，到核心期刊、普通期刊、边缘期刊的论文发表与评分体系，加上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全套教材体系和教件配套，有效保证了一代代研究生把自己的芳华岁月耗费在数学迷宫的象牙塔中，往往使得经济学中的学术争议变成外人无法理解的数学竞赛，恰似我国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已从早期考核才干的工具，变成了咬文嚼字，套路死板的八股了！现代经济学在我国不到30年的“寡头垄断”之后，已经面临严重挑战，那种确保其学术系统、不断加强的学术共同体结构已经在崩坏之中，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正在迎来比较多元的学术讨论空间；再者，国家在指导思想层面也已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这样就意味着，真正研究与解释当代经济新现实的变革性经济理论，在我国是更有机会孕育与发展起来的。要知道，在当今美国业已僵化的学术共同体体制中，真正颠覆性的新经济思想的发展是难而又难，难于上青天的！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的经济现实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具有内生优势，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然而，怎样才能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呢？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必须走出校园书斋，积极投身于新经济时代的实践，深入观察了解实际经济世界的变化，尽量能系统深入的调研和熟悉若干企业与产业演变的历史；同时把观察范围与知识积累从实体经济扩展至现代金融与资本市场。只有对正在发生的真实经济体系的变革具有实感，才能搞对研究课题，也才能形成对真实世界具有解释能力的新理论。

第二，要正确处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关系。“我注六经”说的是博览群书，知晓经济思想的演变脉络、争议和现状，鉴别不同学派与学者的长短优劣，从而明白问题的难点。而“六经注我”则是要求博览群书者不是当“书虫”，不能对名人、名家盲目崇拜，只会当粉丝、打酱油；而是要有自主创新，超越前人的定位，把先贤大家的思想有效的为我所用。总之，既不能思而不学，也不能学而不思；既不能目空一切，盲目排斥已有学术成果，也不能丧失自我，跟在名人后面亦步亦趋。通晓百家而又超越百家，志在自成一说；熟知世情而又走出世情，理论高于现实。这才是成就新理论的可行之道。

孔子就曾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第三，海纳百川，尊重同行，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有道是，文人相轻，古已有之。但以今日世界之复杂，知识积累的规模之巨大，学科分工之精细，任你有多聪明能干，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像马克思当年一个人关在大英图书馆里几十年那样搞研究，今日恐怕不太行了。为此，需要善于合作，结交可合作之人共同成事；也需要善于借力，重视从不同观点的同行那里吸取有用的内容。若能团队作战，围绕共同目标合理分工，以群体之力成不世之功，则更为上乘之法了。

坚冰已破，前路已通。吾辈以增进社会大众福利而求知者，还不振作奋起，更待何时？

注释：

[1]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张建敏译，中信出版社，2014。

[3] 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3,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4] Acworth, W., “FIA Annual Volume Survey”,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2014.

[5] 表中提到的交易所分别为：Nymex，纽约商品交易所；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E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M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伦敦金属交易所；ICE，伦敦洲际交易所；Liffe，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Eurex，欧洲期货交易所；SHFE，上海期货交易所；DCE，大连期货交易所；NSA India，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MCX，印度商品交易所；MCX-SX，印度股票交易所；BM&F，巴西商品与期货交易所；Korea Exchange，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

[6] 行为金融学的核心是用市场非理性和大众的从众心理（即“羊群效应”）来挑战有效市场的金融理论的。但是行为金融学逃避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大众跟风的“风”从何而来？谁会制造市场上的“风”？参见：A. Shleifer, Inefficient Markets: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OUP Oxford, 2000). 和R.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7] 关于先发达国家的国家政府对资产——资本市场的介入，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赵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8] 数据来自：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Z.1: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low of Funds, Balance Sheets, and Integrated Macroeconomic Accounts", 2013.

[9]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本人在拙作《超常增长》一书中有系统论述，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