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工业体系的具体过程始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在此前的开国总统李承晚时期，韩国经济基本上是靠美国驻军经济勉力维持的。不过，这段时期韩国还是发展起了若干个财阀，它们与政府之间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朴正熙上台之后，为了整肃，就把大多数财阀的负责人都抓了起来。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经济基础极为孱弱的情况下，脱离这些财阀，国家经济没有办法发展，只好陆续把他们放了。不过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些财阀必须服从朴正熙所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战略。

朴正熙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财阀的发展，比如给它们特许经营权、低息贷款等。1963年，朴正熙开始推行出口导向政策，财阀每年都会领到出口任务。能够完成任务的，政府会给予奖励；不能完成任务的，会受到处罚。为了支撑财阀的出口，政府还有大量的补贴政策。

对财阀来说，有政府的扶植政策和低息贷款，再考虑到韩国通货膨胀率的话，贷款的实际利率已经为负，因此他们就愿意去借债，并在政府的支持下追求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跨入各种彼此不相关的行业，这显然属于非市场化的投资决策。

1973年1月，朴正熙发布了韩国《重化工业宣言》。各大财阀迅速跟上政策的引导，开始竞相发展自己的重化工业。当时的韩国政府对重化工业的支持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一旦发现哪个财阀经营状况很糟糕，有可能会破产，政府就会要求银行给它更多的贷款强行“续命”。

这让财阀们发现了秘诀——只要规模发展得足够大，政府怎么都不会让自己倒闭。于是，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借贷发展。这些过程是严重违背市场逻辑的，尽管韩国凭此发展起重化工业，有了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大量资源被低效地浪费掉了。下图是1962-1997年韩国企业的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曲线，它很直观地反映出了问题——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令财阀们获得了一些意外的机会外，他们的资产收益率是长期低于借款利率的。

1962-1997年韩国企业借款利率和资产收益率

财阀带来国家经济的成长，使政府和财阀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国民则要被迫面对财阀带来的各种失衡问题，韩国因此有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在朴正熙的时代，这个强人还有能力一手压制财阀，一手压制社会运动，但是到了后朴正熙时代，政府逐渐被财阀绑架，只有能力压制社会运动，针对财阀的制度调整则越发难以出台。终于，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遭遇重创，一系列绑架国家的大财阀轰然倒地。

韩国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也要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系列改革条件。适逢此时就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一直反对财阀，他说：“韩国经济……受到宝贵资源被无效率配置的折磨……（这是）政府干预市场功能的几乎所有方面的结果，包括定价、信贷分配、产业定位决策和劳资关系。这种干预已使韩国经济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4]危机就此成为一个契机，韩国对财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解和重建，制定了各种制约财阀的法律规则，并改进了针对财阀的治理机制，终于解决了财阀带来的困境，同时保留了财阀留下的果实，从而重新站了起来，成为经济强国。

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加路径为什么和日、韩路径不一样。

澳大利亚、加拿大两国之所以不去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着历史传统与安全环境两个层面的原因，而且，这两个原因是互为条件的。

从历史传统看，它们都是在英国传统下形成的国家，保留着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政府就算想主动做些什么，能力也比较有限，社会自生秩序是国家内部更加主导性的力量。日本、韩国则不一样，相对而言都有着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令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有机会成为可能。

在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下，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经济秩序主要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不会刻意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是顺应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起相应的产业。如果它们有重化工业，那也是因为自身有相关的比较优势。比如，加拿大产石油，才发展出了石化产业。

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加拿大与英国、美国经济秩序的嵌合关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无须刻意追求，也没有什么困难或不适。

就安全环境而言，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条件也很好，并不像日本、韩国那样要面对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安全环境的优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上相对隔离于其他强国，更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上，也就是对于世界正当秩序的想象上，与英国、美国是一致的，而价值观念上的一致又与它们的历史传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这一切使得澳大利亚、加拿大没有发展自主经济体系的强烈需求，只要简单地嵌合在英、美的经济秩序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即可。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下，国民经济内部更容易达到一种市场化的均衡，并且各个经济部门都是在一个远大于本国的市场空间中达成均衡的。一旦经济与社会出现问题，辗转腾挪的空间比仅在本国市场中运转大很多。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发展历程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安排都比日本、韩国更简单。

比对之后，就可以对两种路径做一种大致的类型学提炼了。[5]

第一，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各种产业部门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在国家的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各国通常都会将这种产业交予市场；另一类是在国家政治关注范围内的，国家会以非市场化的政策扶持这种产业。不过，这种扶持政策在根本上并不能改变市场的逻辑，只会改变该国内部小环境的均衡。而小环境运转得如何，还是要受制于世界市场这个大环境。

第二，不同国家的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是不一样的，进而会形成两种经济发展路径—市场导向和政策扶持导向的发展路径。而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在哪里，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国际安全环境由两种要素共同塑造：一是该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该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它对于正当世界秩序的想象。不同的地缘处境留给国家的政策选择空间大不一样，而且难以改变，但是价值观念会发生改变。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政治关注的范围与重心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些讨论的前提都是—成熟国家。

第三，对于政策扶持导向的国家，在给定其政治关注范围后，哪些产业部门会被纳入政策扶持的范围，既与工业经济的体系结构相关，也与时代相关。体系结构对政策扶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性产业。如果国家欠缺某种产业就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比如重化工业，这个产业就可能获得扶持。

时代因素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某个时代背景中推动不同梯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从这些技术中衍生出的产业对国民经济具有基础性的拉动效应，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电子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计算机相关产业，再如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信息技术，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通信相关产业等，也可能获得扶持。

第四，在以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国家内部，政府一系列非市场化的努力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社会不公，其中甚至潜藏着动荡的可能性，因此需要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化解这些负面效应。但政策扶持往往会将政府与财阀捆绑在一起，所以恰当的制度安排经常是危机倒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