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建议可以总结如下：

1.无论在贸易还是南海问题上，不要与中国陷入全面冲突，而要寻求“全面协商”，力求实现对话机制、推行《世界秩序》一书中主张的“共同发展”政策。基辛格常定期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此，在中美问题上他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指出，习近平认为“对抗太危险”，“敌对国家必须要化敌为友，在共赢基础上展开合作”。

基辛格说中国民众想对美国新总统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是你，我们会尽力遏制中国的崛起。那么现在你们会寻求遏制中国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两个同样渴望持续强大的超级大国并存下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特朗普需要对此作出回答。基辛格反复说到的另一种情况是，中美双方像1914年两国在太平洋问题上一样各说各话，今后在网络问题上也将分歧很大。

2. 鉴于当前的俄罗斯是一个实力削弱的遭受重创的后帝国时期大国，普京渴望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的、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而不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的屈从者”。基辛格给特朗普的讯息特意投其所好：“对话不可能将俄罗斯带入国际秩序中。达成目的不仅需要交易技巧，还需要理解对方。

”基辛格认为交易的核心是要让乌克兰成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一方的前哨”，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芬兰或奥地利，“可以自由处理与各方包括欧洲与俄罗斯在内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不加入任何军事或安全联盟。”自从克里米亚被吞并后，独立派运动得到俄方支持，竞争激烈的东部地区间歇性冲突不断，一个不结盟的乌克兰也将会去中心化，提升东部地区的自治程度。对俄外交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过度利用自身金融及军事优势，将一个后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变为一个巨型南斯拉夫，以致“饱受从圣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参崴的斗争冲突的摧残”。

3. 借“英国脱欧”之机，推动欧洲大陆从官僚内省转回战略责任。（“他们一面准备放弃自己在历史上所代表的战略核心，一面谈论战术问题。”）

4. 如同我们约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在叙利亚制造和平局势。在外部利益相关势力的全面监控下，“给阿萨德政权的缓冲”已持续一年左右，基于目前的状况，基辛格推崇叙利亚“划区而治”（cantonization），类似《华盛顿协定》和《代顿和平协议》下的波斯尼亚联邦化。伊朗必须受到牵制，因为它对和平的威胁就如同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帝国政体与变革因素于一体。但要保留伊核协议，因为现在废除它“会为伊朗而非美国提供更多行动自由”。最后，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新近结成、却早已心照不宣的反伊朗、反伊斯兰国联盟，以达成一项有阿拉伯人支持的和平交易，这会“最大程度地改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也许还能使其建立准自治体… 即，没有法律上层结构、但事实上的自治”。

特朗普应效仿罗斯福的实力政治

如果他选择遵从基辛格的建议，那么新总统会有可能的榜样吗？毫不奇怪，他和古登堡谈论了很多与理查德·尼克松有关的。然而，尽管尼克松拥有战略家的品质，但2017年的情况与1969年的情况大不相同，特朗普和这位模范的这种类比也就没有意义。与越南相比，今天的美国部队只涉身于少数冲突，而很少在前线作战。对中国的开放是在过去，而不是在未来；今天的问题是开放可能结束。习不是毛。

同样，普京的俄罗斯也不是苏联，苏联部署到古巴的核导弹仅在尼克松的就职典礼七年以前，并且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挑起全球革命。欧洲在1969年时不分裂，因为苏联部队仍然在布拉格的街道。中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是由于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更有力的是伊朗或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近半个世纪以来，也许在以色列-叙利亚边境上的库奈特拉（Quneitra），是该地区唯一的固定点。

罗斯福的大棒政策非常有效

如果不是尼克松，那么谁能作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战略榜样？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基辛格接受戈德伯格的采访中，但有一个明显的答案，清楚地阐述在前国务卿的经典著作——《大外交》中。 这个答案是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相对立，是基辛格厌恶的人物。

基辛格写道:“罗斯福的战略出发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一种强权，而不是道德性的非凡化身。如果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美国有义务凭借其实力占得优势。”罗斯福并没有在美墨边境造墙，但他的确践行了门罗主义——无论理由多么牵强，美国有权利在任何罪恶或无能的情况下行使世界警察的权力。这一主张成为了美国插手海地、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古巴国内事务的理论基础，也是攫取20世纪伟大基础设施——巴拿马运河区领土的基础。

此外，罗斯福不赞成多边裁军和集体安全等自由主义设计，也对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三次被打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热衷的事情不以为然：

“我认为威尔逊-布赖恩式的态度是令人憎恶的，他们信任梦幻般的和平条约，信任不可能的承诺，信任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支持的各种废纸。对于一个国家和这个世界而言，在外交政策上拥有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的传统是无比好的，而不是将布莱恩或布莱恩 - 威尔逊式的态度视为永久的国家态度…… 一个没有武力支持的、淡而无味的公义是充满邪恶的，甚至比背离正义的力量更恶劣。”

对于罗斯福来说，黎塞留主教的原则是：“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权力的人通常有决定是非的权利，而无权的人只能在面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时费力地维持不犯错。他对日本在1904年攻击俄罗斯时感到同情。四年后他默许日本占领韩国。对罗斯福来说，唯一的真正地缘政治法则是权力的平衡，并且他享受玩权力交易的机会。

因此，在罗斯福的家乡牡蛎湾，俄罗斯和日本开始了和平谈判，最终达成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这一条约旨在限制日本的胜利果实并重建远东的均衡。当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时，罗斯福首先犹豫不决，但后来得出结论德国的胜利将对美国造成比英国胜利更严重的威胁，因为“在一两年内”一个胜利的德国“将主张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