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没有明确表明美国失败的重返亚太战略是重复俾斯麦之后德国领导人（即威廉二世）犯的错误，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更加明确，他明确反对奥巴马在2014年1月《纽约客》杂志中提出的主张。奥巴马对大卫 ·兰尼克（《纽约客》总编辑）说他的目标是达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平衡。基辛格反对道：“达到这个目标美国需要的是介入而不是退出中东”。实际上，奥巴马的看法是威尔逊主义的修辞与主要受国内政治考量所驱动的战略撤退结合的产物。

在与杰弗里·古登堡的访谈中，基辛格更深入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当阿萨德政权跨越红线使用化学武器时，总统却做出了不干预叙利亚的糟糕决定，武力干涉不应当成为与叙利亚国内武装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无论奥巴马出于何种理由力求实现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新的力量平衡，他已经“造成了美国战略撤退的外界印象与事实效果”。伊核协议解除了对伊制裁措施，却不要求伊朗限制在中东地区采取的“帝国主义与圣战式外交政策”，这未免对伊朗太过有利：“仅仅以为特定武器协议就足以使他们产生思想观念上的突破——这一看法没能考虑到伊朗两千多年的帝国传统。

”基辛格对其他政治家想法的洞察力并不因其年迈而衰减。“奥巴马似乎没把自己当作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他尖锐地评论道，他（奥巴马）自认为能力非凡、独具一格。奥巴马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避免美国的漠不关心扰乱世界的稳定。……由于奥巴马政府同样认为全球趋势正朝着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方向发展，于是美国的首要战略责任就成了避免阻碍必然趋势……（但是）奥巴马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使他采取了被动的策略……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他避免了一些事情的发生…… 另一种对政治才能的标准则认为其应当着重塑造历史，而不是阻挡历史趋势。

美国在中东问题的处理上并不成功

因此，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具有一个被低估的优势。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失败之处，在中东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叙利亚陷入了持久内战，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更不用提了。这足以证明奥巴马在政治上的天真，并且早在他2009年的开罗演讲中就可见一斑。现任总统相信他拥有天才的战略来建立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但是他一面公开蔑视美国的盟友阿拉伯人，一面终止与伊朗的核协议，使得伊朗能够在中东地区发动代理人战争，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实现地区和平反而引发了更加频繁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可怕的军备竞赛（有可能是核竞赛）。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使俄罗斯自1972-79年代前苏联被基辛格挤出埃及后第一次成了进入中东的主要力量。目前叙利亚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50万；谁又知道现在至新总统就职日期间这一数字不会继续上升呢？此外，全球恐怖主义势力在奥巴马任期内愈发猖獗。2014年是过去16年中恐怖主义威胁最严峻的年份，93个国家遭受袭击，32765人致死。其次是2015年，死亡29376人。

去年，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塔利班（the Taliban）、基地组织（al-Qaeda）四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宣称对74%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负责。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总统所谓成功压制了他委婉地称之为“暴力极端分子”的恐怖分子这一说法就显得颇为荒唐。特朗普在过去的一年里遭受诸多辱骂，但他在8月15日的一次被媒体低估的演讲中所说的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奥巴马反恐政策失败的话却是真实的。

“奥巴马主义”在欧洲同样遭遇了失败：英国选民投票离开欧盟以示反抗总统的威胁；他最近称赞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但后者先是在欧洲外围地区制造了一场不必要的长期性金融危机，后又让大量难民灾难性地涌入欧洲移民中心地带，其中一些难民来源国的动荡正因欧洲介入当地干预而加剧。

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在东欧亦未能收效：不仅乌克兰遭到侵袭、克里米亚被吞并，而且连匈牙利和波兰都选择背弃奥巴马的自由主义“历史观”。最后，他的外交政策在亚洲遇冷：美国大肆吹嘘的轴心地位日渐式微。“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中国南海的行动，”总统曾在3月份出版的一篇采访中夸耀，“（便知）我们能够动员大部分亚洲国家孤立中国，坦白说，这不仅让中国出乎意料，而且通过巩固我们的海外联盟充分服务了国家利益。”不过，菲律宾的新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显然不买账。10月份他奔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告“与美国的分离”。

基辛格对特朗普的外交建议

以上形势意味着，新总统特朗普只需对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就能取得一些政绩。问题在于，他打算做出怎样的变动？

基辛格分析，特朗普胜选“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中产阶级对其价值观受到知识分子阶层攻击作出的反应”，如此一来他的当政倒是一次缩小甚至弥合“大众与精英在美国外交事务上观念分歧”的良机。不过这也存在明确而现实的危险：恐怖组织可能会借机寻衅，刺激一位缺乏经验又冲动的总统作出过度反应。不友好的国家也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伺机而动。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机可能就出现在数月之后。当前，他不但要任命自己的执政班底，还需要构想出战略性框架，否则新政府在危机管理上会迅速沦为继9/11之后的机构混乱。（众所周知）9/11之后，当时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从世贸双塔废墟中成功发动了一场入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那不过是无因推论式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例证之一：美国公众对这样一个帝国秘密计划（正如当时有些人正确的预测）缺乏兴趣和关注，无意追问直至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